40年，追求真实的民国史
对话《中华民国史》编纂者之一、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
近日，《中华民国史》(全36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套史书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几代科研人员历时40年，汇聚国内众多民国史研究者，齐心协力编纂而成。丛书一出版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特别是台湾媒体也发出惊呼———“这部书颠覆了以往大陆对历史研究的结论”。
编纂为何历时多年？敏感问题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如何重新评价？《中华民国史》编纂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告诉本报记者，民国史只是中国的断代史，他和其它编纂者只想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向大家展现一段更加客观的历史。
“只有看了相对核心的档案，我们才敢动笔”
齐鲁晚报：看到这部花了几十年心血编纂而成的《中华民国史》终于出版，您是什么心情？
金以林：成就感肯定是有，但压力也有。因为现在台湾媒体认为这部书颠覆了以往历史研究的结论，还有舆论担心这部书的历史客观性。但我还是想澄清一点，这部书不是官修的，而是学者们的独立研究。从1971年周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开始，到现在为止，上级机关从来没有指示过我们应该怎么研究民国史、怎么写民国史。至于这部书的内容是颠覆性的还是客观的，我只想说，编纂者们为了追求历史真实，苦苦搜集海内外开放的档案，所以才会耗时40年完成。
齐鲁晚报：您觉得这部《中华民国史》是颠覆性的吗？
金以林：我们写了40年才把民国史写完。我想说的是，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等待国内外民国史资料的揭秘和陆续公开，我们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修正。从1981年开始，《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写的是辛亥革命，那时距离辛亥革命70年，2011年距离1949年又是60多年，这么多年的文献积累，我觉得才是相对成熟的。在这部《中华民国史》里，虽然从大的方向讲，不存在颠覆性的研究结果，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对历史事件的表述会有一定的修正，个别事情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
齐鲁晚报：比如说？
金以林：2006年美国公布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展的日本战争罪行调查，公开了几十万页的档案。其中对日军731部队的调查显示，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在战后被带到美国继续从事生化武器研究。为了掩人耳目，美军还在日本为他建了墓碑。像这类文献的公开，对我们认识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提供了大量坚实的证据。因此在我们不能充分掌握档案前，真是不敢轻易动笔写啊。
齐鲁晚报：当您得知这些历史真相时，是不是也大吃一惊？
金以林：是啊，有时甚至心惊肉跳。我们用了40年时间不断搜集档案，只有相对核心的档案都看到了，我们才敢动笔。但即使是今天，我们还有大量的档案没有看到。
齐鲁晚报：您所说的珍贵文献除了国内的历史资料，还有哪些？
金以林：尽管大陆保留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文献，但涉及国民党的核心档案，基本上都被带到了台湾。比如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上世纪90年代公开了大量史料，俄罗斯也解密了大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档案。此外，海外文献也逐渐公开，其中包括收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孔祥熙档案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还原很多历史真相。
齐鲁晚报：这些年您在搜集档案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金以林：有一次去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亲眼看到了大革命时期，一批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人的多封亲笔信函的原件。这些文献你不看，怎么敢写民国时期的国共关系史？2006年，蒋介石日记公开后，我们研究所马上派人去抄阅。尽管在蒋介石日记中对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西安事变的记述，都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一致，没有留下颠覆性的记录，但还是丰富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
齐鲁晚报：有人说，这部书体现了一个政府看待前一个政府的态度，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民族回顾自身历史的一次反思，您怎么看？
金以林：这套书从开始编修就饱含争议。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许多老同志质疑：“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而现在人们则担心，因为涉及国民党执政时期的诸多方面，我们能不能客观地陈述历史？
我想说，我们以往常常用革命史观来看待这段历史，必须要分个青红皂白出来。但这次我们是以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份来回顾这段发展路程，民国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割裂，更应该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