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治理：筑牢中国稳定之基
编者按：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席卷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受到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乡村治理转型，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近年来，乡村的变化更是不断加剧、加深：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取消，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开始获得政府补贴；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土地被大面积征用，招商引资在给地方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污染下乡，利益纠纷增多……这些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乡村治理的基础。在不少农村地区，改变所引发的治理失效，为矛盾冲突提供了土壤。在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大背景下，适应乡村的新情况、新变化，调整、转换乡村治理方式，实现乡村善治，显得尤为迫切。
当前，在探寻新乡村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化解乡村矛盾；乡村的发展方向、存在形态也不可能完全以城市社区为模板。所以，我们提出新乡村治理，就是要在过去一些好的乡村治理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探讨乡村治理改革的新视野、新思路、新途径，以筑牢国家稳定之基。
乡村新观察
“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一场秋雨，让吕梁山上的核桃树、枣树等，显得更加青翠，即将成熟的果实，寄寓着农家沉甸甸的希望。
开车行驶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吕梁山深处山西省临县玉坪乡玉荐村所辖自然村——长青村时，已是下午4点。打开车门，入眼处阡陌纵横，一派初秋风光。然而，与以往儿童喧闹玩耍、鸡犬悠然觅食的村庄不同，长青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
清冷的秋雨中，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给记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同来的当地干部指引下，记者找到了长青村53岁的支书刘晋福。老刘正在家里吃饭，按照山里人的习惯，这是当天的第二顿也是最后一顿饭。
刘晋福早年丧妻，平常和一直打光棍的二弟一起生活。不过这一天，家里变得热闹起来——在市里打工的三弟夫妇在中秋节前回来了。
刘晋福说，现在长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见。”说着，老刘轻轻地叹了口气。
靠近临县县城的城庄镇阳宇会村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也面临着与长青村同样的问题。村干部马占奎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
阳宇会村是山西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在村里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见其他人。72岁的村民高香莲对记者说：“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
寂静的村庄、紧锁的房门、独居的老人……在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静乐县以及太行山区的平顺县、武乡县等地农村采访，记者不时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临县白文镇桐村共有1200多人，常年和临时性外出打工人员近800人；静乐县神峪沟乡大山头村在册人口220多人，实际常住人口只有11户29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平顺县虹梯关乡碾凹村在册人口近80人，常住人口不到20人……
在大山头村，随处可见村民常年外出后留下的坍塌窑洞，村里没有人声，不见人影，似乎只有那几条游荡的狗，还能证明这儿确实居住着村民。这个行政村没有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没有文体活动场所，也没有卫生室。村民看病、买日常物品都要步行4个小时的山路到20公里外的镇上。即便是平常磨面，也得用驴子驮到七八里外的另一个村庄。等待剩余时光的耗尽，似乎成了留守的10余位老人的全部生活。
曾经被人们捧在手心、辛勤耕种的土地，随着青壮年劳力外出以及留守老人年龄的增大，许多也已渐趋荒芜。大山头村原有1200多亩耕地，现在村民耕种的只有100多亩。远处的山上还能依稀见到耕地的田垄，只是如今已长满了数尺高的野草。在阳宇会村，离村稍远一些的两三百亩耕地现在也已荒芜。
一些村干部说，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晋福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不行。”
养老也成了新的难题。高香莲老人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当然理解，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得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有些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