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士兵在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此后一月内，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地揭竿而起，而在1911年11月上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相继光复。11月8日，清朝新军第九镇于驻地秣陵关起义攻打南京，不一日起义失败。直到11月24日江浙联军会攻南京，12月2日终于攻克南京。
江苏是全国第一个和平光复的省份，以“兵不血刃”、“传檄而定”而称颂一时，但是相比起江苏大部分地区的和平光复，南京却历经两次血战才得以光复，而这两次血战的总指挥却都是同一人——清朝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在辛亥革命中，以镇一级高级军官为首，指挥所部反正军队攻打驻城清兵，是少有的重大事件。也正因此，徐绍桢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徐绍桢作为清军高级将领，为何能毅然决然高举起义旗帜，辛亥革命后一路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郭必强研究员，给大家还原百年前南京光复前后的人和事。
徐绍桢其人
对革命逐渐产生同情
徐绍桢，字固卿，1861年6月生。原籍浙江钱塘，后祖辈在粤为幕，改籍广东番禺。徐绍桢在清末将领中“有知兵之称”，“尤长于兵事，近世新战术及各国军制、军学、军器，无不精研熟记，通其神明”，历任江西常备军统领、福建武备学堂总办、广东全省营务处总办、苏淞镇总兵和护理江北提督。
1905年，清廷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兵36个镇。郭必强研究员介绍说，当时新军一个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师，镇以下依次是协、标、营，相当于现在的旅、团、营，现在南京还能见到的“马标”、“标营”等地名，就是当年新军留下的痕迹。
徐绍桢从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开始编练第九镇，官兵总数9044人。1908年，清廷举办“太湖秋操”，江南第九镇和湖北第八镇互为假想敌，结果人数少得多的第九镇获胜，徐绍桢名声大振，不仅获得慈禧接见、慰勉，还被提拔为副都统(相当于中将军衔)。
应该说，作为传统仕途出身的读书人，徐绍桢曾寄希望于清廷通过自身变革以强国救民。清政府宣布仿行立宪后，他连续上奏，从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方面为立宪救国献计献策。但清廷根本无意于立宪救国，自然不可能去理会他的美好设想。朝廷反应冷淡令徐绍桢热情大减。随后“皇族内阁”的出台，彻底暴露了清廷的立宪骗局。徐绍桢对清政府失望至极，这种失望情绪和怀才不遇的失落促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进而逐渐催生了他对革命的同情。
对自己部队里革命党人的活动，徐绍桢大多采取宽容和默许的态度，关键时刻还尽力保护。
由于第九镇士兵革命倾向明显，引起清朝官员和驻防骑兵的嫉恨，清政府对第九镇采取极端敌视的态度。由于武昌起义是由新军第八镇发动的，此前就被怀疑为革命党的新军第九镇遭到反动势力更加严密的防范，随即张人骏等以“打秋操”为名，将新军第九镇在宁部队编成一个战时混成协，移师驻城外秣陵关。
秣陵关仓促起义
只因要抢夺起义首功
南京城是明代和太平天国故都、江南屏障，清朝在这里不但驻有两江总督、江南提督，还有统领驻防八旗、地位在总督之上的江宁将军。1911年江宁将军是满洲镶白旗人铁良，两江总督是素以保守著称的张人骏，江南提督则是后来被称为“辫帅”的张勋。这三大支旧军超过15000人，而当时驻扎南京的新军只有不到6000人。特别是，第九镇新军移驻城外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下令新军每人只发3粒子弹。无论从兵力、弹药还是后勤来看，第九镇新军与旧军相比处于极度劣势。
在此情况下，尤其是上海方面弹药还没运送过来之际，徐绍桢为何选择在1911年11月8日仓促起义，以致惨败？南京师范大学吴讱撰文认为，徐绍桢指挥失误是秣陵关失败的根本原因，而指挥失误是由于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判断不准确所致。而如此迫不及待地发动起义，又和徐绍桢急于争夺起义首功欲做宁军都督密切相关。
11月6日，张勋派代表与徐绍桢部下进行和平谈判，表示愿意反正，但是提出“不承认徐固卿，并请他离开江苏”，这当然不被徐绍帧接受。11月7日徐绍桢就率领全镇将士举行誓师大会，慷慨陈词：“以徒手之伍袭坚城，死耳。然事急矣，机不可逸，不则守军将逆击我。”并宣布立即起义，进攻雨花台，旋告失败。
南京光复
开南北统一之基
11月9日秣陵关起义失败后徐绍桢逃往上海。当时，武汉“战事吃紧，亟望各处响应”，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欲定大事，非速攻南京不可。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为此，11月11日江浙联军正式组成，推徐绍桢为总司令。11月24日，江浙联军共15000人会攻南京，12月2日终于攻克南京，此时距离汉阳失守仅4天。
值得一提的是，秣陵关起义失败徐绍桢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联军还是选择信任徐绍桢。有了前车之鉴，徐绍桢这次在指挥上没有犯错，联军多支队伍配合作战，一致对敌，也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控制了南京城的制高点紫金山天堡城，从而使南京光复之役取得完胜。
郭必强研究员介绍说，南京光复，对辛亥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孙中山曾予以高度评价：“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当时人评论南京光复的历史意义谓：“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退位议和，都是由武昌独立开花于前，南京光复结果于后”，南京光复“挽武汉垂危之局，开南北统一之基。”
随后不久，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徐绍桢任南京卫戍总督。此后，徐绍桢一路跟随孙中山南征北战，由一名清朝高级将领转变为彻底而坚定的革命者。
起义军
除了陆军还有海军
除了新军第九镇起义，海军指挥学院海军史专家高晓星大校告诉记者，当时驻防南京的海军也改弦易辙，支持南京光复。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一面派陆军南下镇压，一面派萨镇冰率领海军舰队前往支持。13艘舰艇被派驻武汉，3艘舰艇被派往江西，3艘舰艇被派往安徽，9艘舰艇被派驻南京。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与萨镇冰有师生之谊，曾数度致书萨氏促其反正，萨氏虽未同意，但对革命的排拒态度却有所改变，减少了海军起义的阻力。
在上海方面，驻防吴淞口之清海军策电号炮舰于11月2日悬挂白旗，宣告易帜，这是清海军在辛亥革命中起义的第一艘军舰。11月4日上海光复，成立沪军都督府，停泊在上海制造局附近江面的海军建安、南琛、飞鲸、登瀛洲、湖鹏、辰字、宿字、列字等舰艇亦采取一致行动，宣布起义，参加光复南京之役。
在海军镇压武昌起义之时，革命军中曾有人提议炸沉海军舰艇，以免“受海军侧击，壮敌之气。”后被人所劝阻，而采用策反的方式使之和平易帜。高晓星大校介绍说，由于海军是和平易帜，所以保存了我国唯一的海防力量，使之避免了在内战中消耗损失。(记者 姚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