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徐宗汉创办的南京贫儿教养院旧址。(本报记者 茹希佳/摄)
抚育贫儿 奉献毕生精力
如今，在南京白下路101号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大院内，仍然保存着当年南京贫儿教养院的部分遗址。建筑保存基本完好：前有抱厦，上挂“礼堂”两字之匾，墙上还嵌了石碑，写有“南京市白下区文物保护单位：上元县衙旧址。”如今，这幢故居已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指导处处长蒋勇才介绍说，这所贫儿教养院创建之初，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一次拨给开办费8000元，并规定今后由江苏省长公署每月拨发2000元。当时收容了700多名难童，大部分是战乱中失去了亲人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在10岁左右，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
据史料记载，难童们在这里生活，一日三餐都能吃饱，身上穿着教养院为他们添置的衣服，到了严冬也能及时穿上保暖的棉衣。他们不但生活得到照料，还能学习文化、技艺，而这些都离不开徐宗汉的精心安排和亲自过问。晚间，难童们入睡后，徐宗汉还常常如慈母般细心巡视。
徐宗汉强调，贫儿教养院学生要学艺与读书并重，要自食其力，宗旨是：“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无不读书的艺徒；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无不做工的学生。”这一宗旨，继承了“五四”时期“工读主义”传统，顺应了当时黄炎培、陶行知等倡导的职业技术教育和生活教育的潮流，同时也部分地解决了贫儿教养院的运转经费。
贫儿教养院内还设有地毯厂、花边厂、纽扣厂、军乐队等，这些也都是安排孩子们学习、实践的课堂，其营业利润收入，除付给从事劳动的孩子们作为酬劳外，其余全部充实院务经费。有了工厂、农场的依托，贫儿教养院越办越好。
贫儿教养院在教育方面，实施七年制义务教育，即初小4年，高小3年。同时实施初级职业教育，如缝纫、刺绣、烹调、制毯、乐队、木工、商业、会计等，院生读完七年制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就业技能后，或留用于院部附属相关部门，或被推荐到社会各单位，使其能自食其力，安家立业。学业特优者，则保送升入师范、职校等处就学深造。年满18岁者，可由亲属领回自由择配。无处可归者，则由院方负责指导自由择配。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徐宗汉被迫放弃了贫儿教养院工作，随黄兴离开南京，亡命日本、美国，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斗争。1916年黄兴病逝。徐宗汉虽然牵挂着南京贫儿教养院和那里的孩子，但由于当时南京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统治下，她无法亲自回来主持校务。1927年，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徐宗汉从上海赶往南京，接办了南京贫儿教养院。
为了筹集贫儿院的经费，徐宗汉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向华侨募捐，呼吁海内外同胞、侨胞，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经过她的奔走、呼号，海内外众多仁慈之士纷纷解囊资助。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宗汉把为贫儿募捐扩大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先后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向当地华侨募捐。南京沦陷前夕，徐宗汉带领一部分贫儿辗转、流亡安徽、重庆等地。1938年初，徐宗汉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患有严重心脏病，亲自带领部分贫儿到泰国，一面为贫儿募捐，一面宣传抗日救国，呼吁侨胞支持抗战事业。
1944年3月8日，在做好了贫儿院各项工作的安排之后，67岁的徐宗汉在重庆悄然辞世。(记者 茹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