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六换村干部
土地被征走了，村民应该得到补偿款。用地换来的钱是否都合理地花在了维系村民个人生存和村庄共同发展上了呢？郭佩祥查看了A村30年征地补偿款账目，发现一半的钱用于村子建设公共设施和办企业，而有超过一半的款额流向不明。
“按照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农村土地和征地补偿款属于村集体所有，应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对其作出决策。”郭佩祥不断追问，A村的村民自治权到底有没有实现，村干部是怎样领导这个村子的，村委会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疑问在郭佩祥第一次来A村的时候就埋在了他的脑中。那天是星期五，郭佩祥走进A村村委会的院子，发现村委会办公楼的玻璃大门紧锁着。他觉得很奇怪，“办公日怎么一个村委会干部都没有呢？至少也应该开着大门吧。”
他透过玻璃看到，门牌上写着“图书室”、“老年活动中心”的办公室内没有图书和活动器材，而是凌乱地堆放着宣传板、绿色旧木箱子以及其他杂物。
郭佩祥多次听到村民们说起“村里的村干部曾经两年六换”，他核实了这个说法，觉得“如此频繁的更换速度很不正常”。
改革开放30年来，A村只进行过4次村委会选举，“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代，民主选举早已提上日程并受到各级各部门重视，然而寻找A村村委会的选举历史，真是骨感得可怜。”
虽然只有过为数不多的选举，在郭佩祥看来，“A村所有的民主选举都是在极其不规范的操作下进行的”，贿选也是笼罩在民主上空的一片阴影。
1985年，A村第一次进行村委会选举。选举委员会在村委办公室支起大锅炸油条，村民只要前来投票就可以领油条吃，因此A村村民将这次选举称为“吃油条选举”，选出来的第一届村干部也有了“吃油条干部”的称呼。
2008年，继3年前的第二次选举，A村迎来历史上第三次村委会选举。这次选举采用村民海选、两轮投票方式，投票率达到96%，也是A村村委会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
在第二轮投票的前夜，候选人之一同时也是改选前的村委会主任用卡车拉上面粉，在村里挨家挨户发面，并给每位村民100元钱，请求村民在第二天选举投他一票。
选举的第二天，有村民在选举当场起立高喊，责问村委会主任前夜的贿选行为，但选举没有停止。最终，贿选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票数远低于竞选对手的情况下，在第二轮投票后以5票优势当选村委会主任。
然后，由于非法倒卖土地案、私自处理煤矿煤灰补偿款以及连任后迅速为自己修建了第二处房产等原因致使A村民怨很大，村委会主任在连任后不久就因村民上访而辞职。
A村不得不在镇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第八届第二次村委会主任选举。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为了让村组织正常运转，倒贴了近20万元，自己的建筑队生意也耽误了，还在2009年年底得了病。身心疲惫的他在2010年春节时坚决辞职。
从此至今，A村村委会主任这个职位一直空缺。
如何让农民的利益得到维护？
当A村的矛盾如同一棵竹笋被层层剥开后，郭佩祥的社会调查报告也开始着手进行了。在报告的写作过程中，郭佩祥基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性分析也充实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煤矿建设，“村庄有地没钱，却保持了平稳自然的发展”；煤矿在A村征地并下发补偿款后，“A村没地有钱开始混乱”。郭佩祥试图探讨，作为一个资源型农村，A村该如何走出困境，建立资源开发和资源型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让农民的利益得到维护呢？
事实上，郭佩祥也看到，山西长治的资源型农村并非都如同A村陷入困境之中。
郭佩祥还调查过长治市沁源县李元镇某村，这个村庄的经验给了他启示：“在得到煤矿征地补偿款之后，村集体将补偿款的一部分用来建学校、办企业，再将剩下的一部分钱以入股的方式返给煤矿，每年得到的土地红利达数百万元。煤矿和村子在就业、教育和党建等方面深入合作，让村民有房住，有钱花，有车开，这个村子也成为发展村、富裕村、明星村。”
“教科书里说，经济基础是农村发展的关键。在我看来，村治精英是影响农村兴衰的关键。”郭佩祥大胆提出他的想法，“A村有很好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但凡是遇到品德差、私心重、能力低的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公共资源、操纵选举、倒卖土地等，村庄就会出现混乱和矛盾。反之，遇到能力强、视野宽、作风硬的村干部就能让村庄保持稳定和发展。李元镇的那个明星村就是个例子，他们的村干部私心不重，而且有远见。”
然而，村治精英的选拔依赖于有效的民主选举。郭佩祥认为，“民主制度决定村庄命运，要维护农民利益，实现村庄发展就必须使民主制度运转起来。”
前不久，郭佩祥的社会调查报告《农民的利益是如何被损害的——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与利益失衡》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的特等奖。
此次“挑战杯”人文社科类作品评审组副组长奚广庆看完这篇调查报告后感慨道：“一个大学生能如此深入基层，去发现和呈现真实的农村现实情况，很让人欣喜。”
A村的故事已成为郭佩祥记忆的一部分。对于这个大四学生来说，他对中国社会的发现才刚刚开始。本报记者 陈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