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一线工人代表履职路 基层站位更接地气(3)

参与互动(0)陆永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4年前,34岁的纺织女工陆永兰作为一线职工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当时的她是九江国棉一厂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全国劳动模范,纺织行业著名的“八闯将小组”第四任组长。4年后的今天,她坐在电脑前,熟练地敲打出了两个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建议。
3月4日下午,她向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递交了“关于明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有关‘二倍工资’定义的建议”和“《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修改建议”。在这两份“修法建议”中,陆永兰指出:“《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第八十二条有关‘二倍工资’的定性不明确,在社会各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既对法律的严谨造成伤害,也不利于劳动行政部门及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有些企业为规避《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利用《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制度中的某些缺陷,在实际用工时,采用劳务派遣方式招用员工,此方式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她建议,应该明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有关‘二倍工资’定义和对《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规定进行修改。
陆永兰清楚地记得,“2008年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时,怕见记者,怕见世面,两手不知放哪儿好,第一次发言头都不敢抬,脑子一片空白。”4年后的今天,她已经接受过十多次的记者采访,也先后交出了十几个建议,她记得自己提交的第一个建议是“关于振兴九江老工业基地的建议”。
第一次担任人民代表的“怯场”让陆永兰感到“自己知识缺乏,有义务提高自己的素质”。4年来,陆永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这个出身贫寒的普通工人读完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所有课程,每年都参加人大组织的培训和调研,她把自己勤学技术、苦练技能的特性全部用在人大代表履职路上。她说:“我是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参与,我知道自己的代表责任。”
4年的代表履职,陆永兰用一句话对自己进行了总结:“4年来,我付出了,我努力了,所有的劳动在尽职尽责中得到升华。”(记者 赵翔)
张全民:“我知道了怎么替工人代言”
张全民来自一线,技术工人的气质显露无遗。一双斯文的眼睛,言谈得体。他从不看电视,只是读的书非常杂,没有限制。来北京开两会,这位来自河南平高电气的技工带了一本有关历史的书。
“我喜欢看厚的书,但一本书如果读三四页不能吸引我,就不看了。”张全民说,这就像开会时听一些代表发言,如果有些话他自己认为不那么真诚时,他也会思想跑神。一旦听到他感兴趣的,能给他带来新鲜启发的发言,张全民会认真地记下来。
对张全民来说,能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不仅仅是对个人在技术领域的肯定,也是一份责任。“我是一线工人的代表,肯定要争取表达这部分人的诉求。”
张全民记得,第一次开会时,别人说的很多问题自己还不太了解,但经过一段学习,明确了自己的角色。
“这4年,作为企业的职工,离不开企业发展,为企业说了一些话。但是,说得更多的,还是有关工人利益,尤其是技术工人利益的话。”张全民以一名优秀的车工转行数控领域,在刻苦钻研下,逐渐成长为优秀技能人才,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像我这样的技术工人地位的确提高了,但更多的工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依然不高,甚至和过去相比是在降低。”
2010年、2011年连着两年,张全民带来了一份有关提高技工待遇的建议。“大家都爱买进口的东西,为什么,这不是制造水平问题,而是产品制造能力和稳定性的问题。这背后就是一线技术工人的素质问题。”张全民说,“一个技工的成长不容易,但不同企业、不同行业间在社会地位、劳动报酬方面的待遇差别太大了,这让很多人不愿意留在一线。各个企业都极缺技工,给的报酬也不算低了,为什么还是吸引不了人?这背后就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劳动的尊重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张全民建议,一方面劳动部门严格把关对初、中、高级技师的评定,让技工拿到与自身技能相匹配的证书,来增加社会认同和提高尊重度。另一方面,可能的情况下,考虑打破行业性差异,让技工的等级工资与其他行业职称等级工资保持同一水平。最后,希望国家在舆论导向上能够引导社会对工人,尤其是一线技术工人的尊重。
“我的建议可能一时没有成效,但我必须说出来。”张全民知道,从全国劳模到全国人大代表,都表达了社会、政府对他个人的尊重。但是,在他看来,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更多的普通工人们的整体社会地位。(记者 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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