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治理折射中国水资源污染困境 重金属成潜台词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湘江成为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地区。湘江治理所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折射出中国水资源污染困境的方方面面

　　本刊记者/徐智慧(发自湖南)

　　阴雨连绵两个多月，湘江结束了漫长的枯水期。站在橘子洲头的雨雾中望去，湘江似乎找回了几分浩荡之势，凝重地向北流去。

　　去年春天，湘江成为第一个获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地区；今年的“两会”上，湘江仍被频频提及。饮用水安全、经济结构转型、土壤生态修复、污染工业区搬迁等等话题，潜台词都离不开“重金属”。

　　跟其他江河相比，湘江治理别具深意，因为“要给国家重金属污染治理先走出一条路子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语)

　　污染的农田

　　“那里本是一片良田。”54岁的刘海指着一大片野草丛生的荒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是，这片土地种出的东西不能吃，2007年免耕后，一直撂荒至今。

　　免耕是政府的要求。因为污染的缘故，水稻产量只有以前的70%，要命的是，稻米中重金属超标，属于“镉米”。

　　为此，湘潭市岳塘区易家坪村易家组和湾塘组的162亩田全部停耕，由附近工业园的企业按早晚两季稻1100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

　　刘海年轻时做过农技师，是一个种田好手，他现在租种邻村的10亩水田。

　　浇灌时，他不用湘江水，而是从一个叫做“大塘”的池塘里取水浇田。“湘江里的水含重金属，浇到田里，土壤也有毒，会种出镉米。”刘海说。“大塘离湘江远一些，可能也含重金属，但比湘江轻。”

　　刘海的两个儿子都在深圳工作，其中一个在深圳落了户。他和老伴在家里帮大儿子带小孩。靠这10亩田，每年收入5000多元，足敷日常生活，“还可以买烟抽”。

　　“我一辈子，没到工厂里做过半天工。”刘海说道，他看着远处的化工厂，脸上露出鄙夷的表情。

　　但除了种田，他其实没有其他赚钱的法子。“我们种的菜，拿到外面集市上卖，人家一听是竹埠港的，不买，说这菜有毒。”打鱼也无法维持生计。株洲曲尺乡有一个渔村，上世纪90年代村民全部改行干别的了，因为已经无鱼可打。

　　刘海吃自己种的米。也有村民把本地产的大米卖掉，再买常德、益阳等地的米吃，但刘海嫌麻烦。尽管污染严重，他也不打算离开这儿，“反正一天两天毒不死人。”他说着，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刘海的村子位于竹埠港工业区，是湖南省七大重金属污染工业区之一，区内原有四五十家化工企业，如今已经关掉一半，还剩26家。

　　湘潭市环保协会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湘潭段湘江两岸农田土壤镉超标3至30倍不等，原因是长期灌溉镉含量超标的湘江水所致。

　　而一些从事金属冶炼的企业，则可以通过大气沉降、污水、固体废弃物等途径，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

　　2009年8月，浏阳市镇头镇湘和化工厂发生镉污染事故，原因是该厂未经审批修建了一条炼铟生产线，在长达4年时间里通过多种途径排污，导致该厂周围1200米范围内土壤镉超标。当地的处理方法是，给污染土壤换土，改种苗木。但有专家对此表示异议：换土是不现实的，有毒土壤堆到哪里去呢？

　　相比之下，湘潭市对重金属污染土壤进行生态修复的探索更有现实意义。

　　湘潭市水稻种植面积共310万亩，据湘潭市环保协会调查，其中120余万亩土壤镉污染超标，占总面积的40%。从2008年至2010年，湘潭市环保协会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农大、湖南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在市科技局、环保局、农业局的支持下，先后在滴水村、竹埠村、金霞村、月形村进行镉污染土壤(水、田、旱土)修复试验。结果证明，通过施用赤泥、纸厂滤泥、石灰、海泡石等物质，对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钝化处理，产出稻米中的镉含量降低40%～60%。

　　据南京农业大学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大米中约有10%镉超标。湖南稻米产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到底多少“镉米”产自湖南，目前没有准确统计数字。可以确定的是，在湘江重点治理的工业区内，大部分农田遭受重金属污染，已无法种植农作物。需要作“变性”处理，退一(农业)进二(工业)，或退二进三(服务业)。目前，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已经作了“变性”规划。

　　以邻为壑

　　从长沙到湘潭，再到株洲，溯流而上，湘江剧烈扭动了一下身躯，形成一个幅度很大的“S”，把长、株、潭三个城市紧紧缠绕在一起。短短不到100公里范围内，聚集了三座总人口约1400万的大中型城市，使这里的城市密度达到中部地区罕见的程度。

　　过去几十年，每个城市都相向扩张自己的领地，直到紧贴在一起。如今长、株、潭之间的城市间隔缩小到40公里左右。驱车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只需半小时，途中会发现，城市之间的生态缓冲已很单薄；大片的农田，让位给了拔地而起的楼盘。

　　共饮一江水的事实，让三市唇齿相依。短短一段江面，供应着三个城市上千万人饮水。而随着污染加剧，“排污口和取水口交错排列”的布局，不断对饮用水安全提出挑战。

　　出于饮用水安全的考虑，长、株、潭三市均把取水口置于本城市的上游，而把污染严重的工业区、排污口置于下游。随着城市自身排污量的加大，取水口不断上移；而取水口越是往上移，就越靠近上游城市的排污口，饮用水反而更不安全。

　　长、株、潭日益密集的城市布局，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峻。

　　早在8年前，湘潭市环保局已经注意到，湘江湘潭段镉污染严重。湘潭市环保部门对湘江株洲霞湾港段至易家湾段的排污口多次取水样检测，证实镉排放总量的88%来自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的霞湾港，平均每天有240公斤镉从株洲流入湘江，超标200多倍。

　　在湘潭市人大代表王国祥等人推动下，湘潭市环保局加大了对湘江重金属含量的检测频次，从一月检测一次，增加到10天检测一次。2006年1月5日，湘江湘潭段发现镉超标25.6倍，顺流而下，又影响到长沙，导致两市处于自来水断供边缘。这一镉污染事故名列当年全国十大环境安全事件之一。

　　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的霞湾港排污口距湘潭取水口仅5公里，这让湘潭人如鲠在喉。湘潭全部饮用水依赖湘江，在湖南，只有湘潭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备用水源。一旦湘江发生严重污染事故，整个湘潭300多万人将无水可饮。

　　自身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湘潭人坐不住了，有人会定期到霞湾港暗访，一发现排污超标，便向株洲市环保局举报。因污染而生的嫌隙在加深。湘潭环保协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湘潭市一位人大代表曾在株洲市环保局长面前拍桌子：“不管为政是否清廉，造成湘江污染，你这个局长就不称职。”

　　用湘潭人的说法，他们是在“自救”。在这一点上，他们发扬了湖南人的“犟”劲，在株洲评选“环保模范城市”时，湘潭发表了不同意见，导致其最终落选。

　　在湘江流域，类似株洲和湘潭这种以邻为壑的现象并非孤例。

　　环保组织“绿色潇湘”调查发现，湘江流域普遍存在“上游排污、下流取水”的布局，多数自来水厂上游1公里范围内都有排污口，废水污染直接影响城市供水安全。常宁市松柏镇老自来水厂上游500米处，就是水口山有色金属冶炼四厂的排污口。湘潭的竹埠港工业区处于长沙取水口上游，数十家化工厂排放的污水，让长沙人如芒在背。

　　根据国家一级水源地标准，自来水厂取水口上游1000米范围内不得有排污口。在湘江流域一些地方，这条规定实际得不到遵守。

　　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的快速扩张。长沙市最大的第八自来水厂，上游920米处有3个排污口。据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师周晓明介绍，这些排污口原来是排涝口，但随着城市扩张，排涝口所在地变成工业区，排涝口顺理成章变成了排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