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新中国外交官:坚持实事求是 慎讲“不知道”
作为外交官,应学会讲一些外界听得懂、听得进的话,顺乎自然地传递祖国灿烂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文明。
文/周晓沛
作为外交官,必须擅长调查研究。陈老总强调,“搞外交同打仗一样,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外交调研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既要善于见微知著,又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客观提出看法,准确分析和预测发展趋势,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具体对策建议。
“重要的不是驻在国领导人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说”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联邦德国尚未建交,王殊同志以记者身份在波恩工作。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中美“乒乓外交”之后,西德和欧洲局势发生着很大变化,并向国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联战略没有改变,仍然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不可能向东进攻中国,而且可能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这一看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主席还专门在中南海书房接见王殊同志,与其纵论天下大事,并夸他可以当大使。周总理也表扬他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1972年,王殊同志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并于1974年出任驻联邦德国大使。
王殊同志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离休后担任外交笔会会长。王老在回忆起那次长达三个小时的难忘按见时,还讲了一根雪茄烟的趣事。他同毛主席握手时,由于过度激动,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主席亲手递给他一支小雪茄烟说:“不要哭了,请你抽支烟吧!”他没敢抽,把烟放在小茶几上,想带回去作纪念,却被当时陪见的乔冠华同志拿走抽了。他感叹道:“这真是终身遗憾呀!”
调研干部不仅要会起草一般的情况汇报或会谈简报,而且要能撰写重要的综合分析性调研报告。著名的外交战略家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时,曾下令美各驻外机构报回的材料必须要有分析、看法和建议,不能原封不动地只罗列一些信息。他说,重要的不是驻在国领导人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说。基辛格一语道破了调研的真谛。
一篇好的调研成品,重要的是求真务实,切忌唯上跟风,杜绝空话套话。而且,要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文字精当,出手快捷,方能先声夺人。好文章朗朗上口,如行云流水;而差文章了无新意,读起来十分苦涩。正如毛主席有一次批评上呈文件,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口血”。
老外交家乔冠华曾教导刚入部的年轻同志说,一篇好文章就如同一杯“香喷喷的牛奶”,不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一篇文章要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是言未尽而意已穷”。在俄罗斯使馆时,王荩卿大使常对我们说,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为了一句总结性的画龙点睛之笔,不知要死掉多少脑细胞。王大使对苏联解体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就像突然散了架的一筐螃蟹,横七竖八,各奔东西。”七加八刚好等于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而东、西方则预示新独立国家的不同政治取向。这个说法既生动、又准确,让人过目难忘。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在苏联处主管调研。记得有一次写《新情况》时七易其稿,每次都因不合要求被司领导退回,心里都发怵了,但仍要不厌其烦,这也是外交调研的艰辛之处。有的青年同志怕别人改自己的稿子,其实好文章都是反复琢磨修改出来的。而且,要认真阅读比较各级领导改过的稿子,潜心体会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这样改的道理,从中能够学到许多鲜活的知识。只有勤练多写,并善于学习,才能提高快、进步大。
“如果外交官说‘不’,那他就不是外交官”
作为外交官,必须会应对各种外交场合,包括与媒体打交道。尤其在当今年代,不能机械地照本宣科,而应学会讲一些外界听得懂、听得进的话,顺乎自然地传递祖国灿烂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文明,展示我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进步的现代形象,理直气壮地宣示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影响力。
外交官可以说“无可奉告”,但不得轻出此言,更要慎讲“不知道”。记得一位外国资深外交家说过:如果外交官说“不”,那他就不是外交官。这句话本身就有很深的学问。即使一时不清楚、做不到的事,也要善于打“太极拳”,留有回旋余地。苏联立国之初,一些从未接触过外交的同志出任大使前有些犯难,求教列宁怎么搞外交?列宁回答说:“这好办,在外交场合,你就不停地说呀说呀,到头来连一句有用的话也没说。”列宁这句名言,真乃巧于周旋的外交之道。
除了应对各种不同场合,外交官要能办大案、要案、急案,办得规范漂亮,既符合政策,又有所创新。外交案子不同于一般办案,政策性强,必须具有深厚的功底和经验。不仅要搞清来龙去脉,而且要快速反应,作出准确判断,有时还需善于变通妥协。例如,处理1992年各方关注的莫斯科“炮打白宫”事件,我外交部发言人的先后四次对外表态就比较经典。
第一次,当叶利钦总统违背宪法下令解散俄罗斯议会时,中方表示,我们注意到俄局势的新发展。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作为邻国,我们希望俄国内局势稳定,避免发生冲突,和平解决危机。第二次,当议会宣布罢免叶利钦总统职务、任命代总统时,外国记者询问中方承认哪个总统?我们表示,目前中俄两国关系正常。不久前,叶利钦总统向中国领导人发来了国庆贺电(实际上,当时俄“代总统”也发来了贺电,而我只点出前者,其含义自明)。第三次,当议会支持者挑起暴力事件时,我们表示,莫斯科发生流血冲突,我们对此深表关切。作为俄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停止冲突,妥善解决问题,以利于俄的稳定、统一和经济发展。第四次,当叶利钦动用军队摧垮议会时,我们表示,俄局势的变化是其内部事务。我们将继续在中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这些表态口径既表明我们一贯的原则立场,又有一定倾向性,可进可退,预留空间;不仅未引起冲突中任何一派对我的不满,而且得到俄当局好评,增进信任感,保证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极势头。
有一次,某国总统应邀访华。在准备访问过程中,对方想在人权问题上搞“突破”,坚持要写入公报。作为主管司长,当时我思想上有压力,担心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软”了。在双方斗了五六个回合后,该国总统亲自找我大使说,他是左翼总统,坚持对华友好,但政府、议会都由右派控制,希望能考虑这一处境。经请示部领导同意,我们对人权问题的某些措词作了妥善处理,同对方达成一致。访问结束后,该国舆论界仍指责总统让步太多,他自己出来澄清说:“联合公报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连美国对中国都不能这样做,更何况我们?”
很显然,这是坚持原则的结果。但若不掌握好火候,适时转圜,就可能远离了该国的现实,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体会到,对外交涉斗争,应尽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该硬则硬,但斗而不破;该软则软,须守住底线。只有以两手对两手,刚柔相济,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再举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案例。2008年,泰国政局急剧动荡,曼谷国际机场被反政府组织占领,滞留该国的3000多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面对突发形势,我驻泰国大使馆反应迅速,准确研判局势,及时提出对策,建议派飞机接回陷于困境的同胞。国内对使馆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即采取紧急措施,调动12架飞机接回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中国公民3400人。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专门派飞机大规模接回滞留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对这一“以人为本”的外交举措,国内外媒体都予以积极报道和评价。这也为后来我国政府动用海陆空各种渠道,紧急从利比亚撤离3万多中国公民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