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低端加剧危机 中国代工不能沉迷比较优势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全球化是大伙儿的分工合作，人人皆有“比较优势”。但实际上，在分工合作及比较优势中，有主动和从动之分，有委托和代理之别。正是分工合作及比较优势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全球化的非均衡本质，它远非真正的双赢游戏——比较优势的迷梦该醒醒了！苹果公司连续6次蝉联榜首也强力提示，企业要赢得全球化，必须敢于并善于发起“创造性破坏”！

　　“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又发布了！这是由享誉全球的《财富》杂志打造的一份代表企业全球声誉的排行榜，每年评选一次。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公司也榜上有名，如联想是全球计算机行业最受赞赏公司的第七名、五矿是全球金属行业最受赞赏公司的第五名、中粮是全球贸易行业最受赞赏公司的第二名。但“2013年全球最受赞赏公司”全明星榜前十名完全是美国公司的天下，其中早几年被联想收购全球PC业务的IBM赫然位列第五。这是不是在深刻提示什么呢？

　　应该说，这已经与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不相匹配。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按美元现价，中国进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由3.35%提高到9.94%，美国则从18.73%降至12.32%；中国对世界进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13.03%，美国为8.63%，中国贡献相当于美国贡献的1.51倍。同期，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由3.86%提高到10.42%，美国则从12.11%降至8.13%；同期，中国对世界出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14.02%，美国为5.94%，中国贡献相当于美国贡献的2.36倍。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正越来越多地打上中国印记。可为什么中国公司却仍然难以星光灿烂呢？有必要对全球化来一个梳理。

　　世之潮流全球化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问当今世界哪一种潮流最为浩荡，毫无疑问，答案在于全球化，文学化的说法叫“世界是平的”。这一点已在多数地球村民的日常生活上充分彰显，在中国任一个城市，几乎都会有韩国的三星手机、日本的索尼相机、美国的可口可乐饮料、法国的LV箱包、泰国的水果随时晃入眼帘。

　　全球化进程是欧洲人开启的，最早可追溯到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远行，迄今已是五百余年。在农业文明的技术及交通条件下，过去的中华原本一个天下，全球化是被鸦片战争拉下水的。经历近百年的狼狈挣扎，中国开始站起来，但直至改革开放，国门才真正敞开，拥抱世界。再经多年努力，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接受诸多苛刻条件而“入世”，堪称义无返顾投身全球化。

　　近几年来，可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造就某些价值洼地，也可能得益于企业实力增长，甚至也因为受迫于内需不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持续加快。来自国家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1月到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的359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投625.3亿美元,同比增长25%。进入2013年，作为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的重要形式，海外并购再有斩获，中海油18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2月间已获美国官方批准，这将是中国企业最大一笔海外收购。

　　尽管被认为潜在的最大消费市场，但中国更大的现实无疑还是人口多而资源缺，要完成现代化，如不能够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几乎不可设想。应该正因为此，十四大报告即提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可什么是“世界水平”呢？为什么需要“世界水平”呢？问题直指全球化的本质！

　　尽管全球化号称“环球同此凉热”，但实际上远非平等主义的一拥而上，一开始就有主动和从动之别。这一点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全球化一开始其实是欧洲人的商业殖民主义，而且往往伴以暴力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按一部分学者的看法，这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历史代价，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就写道：“英国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都扯到人类使命的高度了！

　　全球化与比较优势论

　　但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尤其帝国主义不可能再作为全球化的基石。尽管全球化是好事，但也不能够以暴力相向，通向地狱的道路不也都由善良的意愿铺就吗？全球化的确没有因殖民主义的终结而中断，而是继续一路高歌，不过已悄悄换了衣装，不仅新鲜时尚，而且更富学理，除开市场化的信条，核心成分应该在所谓“比较优势论”！大意是说：“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全球化是大伙儿的分工合作，人人皆有优势，人人发挥优势，你好我好大家好。

　　严格讲，既有经济学对比较优势也缺乏统一的界定，最常用的定义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有点像古人所说的“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害相权择其轻”。

　　略举一例，假设美国投入1个劳动力，能分别生产鞋子4双，或电子产品8件；中国投入1个劳动力，能分别生产鞋子3双，或电子产品4件。显而易见，无论是制鞋还是电子加工，中国的劳动力效率均赶不上美国，但并不意味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要被美国完全挤掉。比较一下可发现，在美国多生产1双鞋子，必须放弃2件电子产品；在中国多生产1双鞋子，只需放弃4/3件电子产品。就是说，美国生产鞋子的机会成本比中国高，或者说，美国电子加工的机会成本比中国低。在全球化条件下，美国的最佳战略不是将中国挤掉，而是集中力量进行自己机会成本低的电子加工，将机会成本高的制鞋交给中国，实现合作双赢。

　　全球化并非真正的双赢

　　流见认为，比较优势是个天大的便宜，哪怕样样落后于人，但总有机会成本比人低的，不亦美哉！客气点讲，这是严重的似是而非；不客气讲，这是畸形的奴隶理论，替人买拐，帮人数钱，还洋洋得意。这相当于说：任人家当老板，他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必定雇我打小工，嘿嘿，真美！

　　作为正式的概念，比较优势最早由古典经济学的著名代表大卫·李嘉图提出。但追根溯源，比较优势应该来自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分工合作理论。事实上，斯密本人就已经提出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即是说，比较优势的本质要到分工合作中去寻找。

　　可为什么会有分工合作呢？背后有“我”的算计，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就是集中力量发挥自己的优势，其他的都交给别人，所谓的“委托-代理”——分工合作的本质正在于委托-代理。就是说，在分工合作中，在比较优势中，有主动和从动之分，更明确讲，有一方是老板，而另一方属雇工。收益当然不对称，原则上，委托人的收益高于代理人，要不然，委托人提出委托干什么呢？

　　比较优势是不是个天大的便宜呢？好好掂量一下吧，问问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哪，看看自己是老板还是雇工，别急着沾沾自喜。就国与国而言，这很容易辨别，因为国际分工合作最后会形成一条产业链，居于高端的是老板，位于低端的是打工仔——无疑！也正是分工合作及比较优势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全球化的非均衡本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1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显示，全部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控制着世界200万亿总财富的79%。全球化远非真正的双赢游戏。

　　以苹果公司推出的手机iPhone4为例，《纽约时报》有文章曾从产业链上解剖说：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材料成本约187.51美元，大部分来自韩国，占到约80美元，其余的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一些公司。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中国企业主要是进行组装，每台仅有6.54美元的酬劳。而苹果公司呢？每台iPhone4获利高达360美元。老板与打工仔的差别何等巨大——这应该也是科技与金融齐飞的美国其制造业几十年来不断萎缩的重要原因，山姆大叔没心思打这份工！IBM公司出售全球PC业务，或许也正是没心思打PC业务这份工。

　　产业链低端加剧生态危机

　　当然，人群中总是有主动者和从动者，天底下也总得有人做代理，当雇工，至少比没工作强吧，更何况还可以卧薪尝胆图赶超。有道是：“欲成人上人，先为人下人。”历史经验也表明，用比较优势进行赶超，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而言，几乎不可避免，在二战废墟上再崛起的日本最为典型。但一个做雇工的在老板面前津津乐道自己的比较优势，是不是应该到此打止了？

　　中国尤其应该打止，尽管有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但产业链低端的位置让中国饱受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败坏，“世界工厂”的低价极其高昂。早几年就有统计显示，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

　　更要命的是，中国作为低端打工仔还非常的费力不讨好，不仅发达国家不时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甚至别的国家也开始群起而攻之。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曾连续16年(1995年到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2006年到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中国企业必须转型升级，通过研发创新站到产业链的高端，这应该就是所谓“世界水平”的主要含义，道出的是全球化的要害。在2013年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上，苹果公司再次夺冠，这是自2008年以来该公司连续第6次蝉联榜首。凭什么？众多使用苹果产品的消费者最清楚，也可借用马云对王健林下赌“电商”到2020年胜过“店商”所打的形象比方，“一头羊把其他的公羊打败了，觉得天下第一了，狼一看，咔，瞎搞，瞎整，因为它完全是两种不同思考的作战。”事实上，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已对这一点作出概括，即所谓“创造性破坏”。

　　如果企业无法打破旧秩序，甚至站不到产业链的高端，一个国家就永远也只是全球化的从动者，永远也只是委托人的代工者——比较优势的迷梦该醒醒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已经做够代工者，以中华之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人口规模，尤其是中华文化固有之天下主义精神，中国应该也一定能够为全球化做更大的贡献，进一步迈向主导者的宝座。希望寄托在中国公司的走出去上，寄托在中国公司敢于并善于发起“创造性破坏”上！  ■欧阳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