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花4年时间拍摄汶川震后3个家庭故事(图)

　　纪录片导演赵琦拍了部片子，叫《殇城》，讲汶川地震。每次跟人介绍，他都得强调一句：“跟地震本身没太多直接关系，也不是讲地震悲痛的。”

　　他想讲的是震后三个北川家庭的故事——一个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少年，不知道如何与改嫁的母亲相处；一对被地震夺走了独生女儿的夫妇，犹豫着要不要再生个孩子；还有一个中年女人，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孙女和3个姊妹，她本要与母亲相依为命，却在分房子的时候多贪了3套房，被判入狱，判刑那天她才知道，自己被抓以后，母亲去世了。

　　这个片子拍了近4年，拍得赵琦自己都变了样。这个过去下班从不按点回家的男人说，就是因为遇上这三家人，他开始思考“生活里到底什么才有价值”。曾经惧怕成为父亲的他要了孩子，还努力想做个好爸爸。

　　通过镜头，他意识到要“重新选择生活”并不容易。“地震刚发生后，这些经历了生死的人，几乎每个都说过他们的生活没了，后悔过去没好好珍惜，以后要活得不一样。”赵琦说，“可是，5年过去了，他们很多人，其实又都回到了曾经的苦恼之中。”

　　“我觉得我有点儿看破了的感觉，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嘛，不挣钱又咋子嘛”

　　赵琦到北川的时候，是地震后第5天。街上都是忙着奔跑的人，跑着往城外逃命，跑着往城里找人，没什么人顾得上跟扛着摄像机的赵琦聊天。在北川幸存者暂住的绵阳九州体育馆，每一个能贴纸条的细缝都被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寻亲启事”，在墙壁上连成一条仿佛看不到尽头的条幅。偶尔碰上主动说话的人，也是死死抓住赵琦的手，急切地拿照片给他，“我的女儿，见到过她吗？见到过她吗？”

　　北川人李桂花是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地震把她从小摩托车上摔了下来，等她醒过神爬起来，第一个反应也是一样，找人。

　　地震那年她已经53岁了，有一个庞大的家庭，上有80岁的母亲，下有女儿和3岁的小孙女，还有自家姊妹常来往。家里拍全家福，前排摆满椅子，后排还得有人站着。她冲进孙女的幼儿园，震断了脊梁的楼房像被任性孩子推倒的积木，东倒西歪地砸在地上，坍塌的石板下面有小孩子在哭，有喊爷爷的，有喊婆婆的。李桂花也开始哭，用手扳，用肩顶，生生挪出个缝隙，从里面抱孩子出来。

　　“抱头一个娃娃，一个爷爷来了，掏出来，活了；抱第二个娃娃，只是脸上有点点伤，叫老师抱走了；抱第三个娃娃，说阿姨好多(断)手，过一下子就在我胳膊上死了。”李桂花回忆说，“抱到第五个，就是我的孙女子。我的孙女子颈上、手上都没得伤，我孙女子可能一瞬间……一瞬间就把她打(砸)死了。”

　　她说不下去了，坐在代表着女儿和孙女的两张空椅子旁边，平日里总是大嗓门跟人嚷嚷的李桂花右手捂住脸，哭了起来。地震让她没了女儿和孙女，也没了多年相依为命的3个姊妹。

　　与她朝夕相处的亲人中，只剩80岁的母亲在地震中幸存。但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下身又瘫痪，似乎并不太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赵琦去给老人拍照，在老人的轮椅旁边摆了一排空椅子，大一点的代表去世的大人，小一点的代表孩子。老人扭着头不知所措地看着身旁一张又一张空荡荡的椅子，一句话也不说。

　　亲人没了，房子也没了。李桂花曾带着赵琦回到自己在北川的家。踩着满地的大石块和钢筋，她指着半埋在地下的窗框说，“这就是我们的家”，还比划出数字，“六楼”。

　　这个曾经飘着饭香的家，如今看上去更像个地窖，里面堆着碎石块和断木板。“这就是我们家的客厅。”李桂花张开手画了个圈，低头盯着客厅中央被砸出的大坑，小声地补充，“都垮了。”

　　“我觉得我有点儿看破了的感觉，就觉得挣钱又咋子嘛，不挣钱又咋子嘛。”地震刚过去没多久的时候，李桂花坐在空椅子旁边，对赵琦说。“我们北川有好多(人)钱挣了一百万、几百万的，都塌死到底下去了。有时候想起，生活真是没好大意义。以前挣的钱就是为了儿女，现在我喜欢的人走了，我现在只有唯一的，就是我的妈妈。”

　　“总觉得她没走，就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能回来了”

　　赵琦去过北川公墓，那是一块有一层楼那么高的大石碑，上面没刻名字，只用红色的数字写着“2008-5·12-14:28”，后面挂着条白色横幅，“深切悼念‘5·12’特大地震遇难同胞”。偶尔有外地来的参观团，在大石碑前献花默哀。

　　不过他见得更多的，是隐匿在废墟之中的一块块小墓碑。爬过垮塌垒成的石丘，踩着断裂的钢筋和砸断的楼板，在北川小学地震遗址的瓦砾堆里，就有一块属于孩子的“墓碑”——只是块灰色石板，半片蓝色遮雨棚给它挡着风。赵琦见到它的时候，北川人彭孝全正捏着一粒小石子，用力地描着石板上的字，“女儿彭雪敏，侄唐睿，5·12遇难”。

　　这位37岁的父亲说，这里是11岁的女儿上课的教室。女儿学习成绩很好，他来参加过几次家长会，认得这个地方，“她妈妈来找的时候，说她在这里听到小宝叫‘妈妈’，我说哪里有，我都没听到，她始终说有，那我们就在这儿，给她立这个(碑)。”

　　“给他们拿点衣服来烧。”彭孝全的岳父坐在墓碑旁的石堆上，指挥着说。

　　“有，啥子都有，都整到一道，她喜欢的，烧了好多了。”彭孝全回答说。在石板前，摆了满满一盒的彩色糖果、鲜牛奶，还有栽在花盆里的花草。

　　地震之后，彭孝全的妻子因为睹物伤心，跑到上海打工，他则搬到山上，跟岳父住在一起。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打扫自己的房间，任由顶灯坏着不亮，这位父亲花大把时间收拾女儿的东西，手工课做的母亲节贺卡、“三好学生”奖状……他用手掌抚着起皱的纸片，就像是抚摸一块昂贵的丝绸。

　　“地震之后我就想，不带小孩了，带小孩真的很伤心。总觉得忘不了她，也对不起她。”不爱说话的彭孝全十指绞在一起，低着头说，“如果平时能随便进(老县城)的话，那肯定有空就一个人坐到(墓碑)那儿去。我总觉得她没走，就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作业，做完作业就能回来了。”

　　对于失去几乎所有亲人的李桂花来说，她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守着发呆的地方了。她和母亲一起搬进了距离老县城60公里远的临时板房区，患病的母亲只是沉默，家里没了缠着她要洋娃娃的孙女，也没了跟她一起做饭聊天的姊妹。她每天得开着电视睡觉，可碰上儿童节目不敢看，电视里出现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姑娘也得换台，每天到了深夜还睁着眼睛，大把大把掉头发。

　　有时候她会打个车回北川，看着曾经的马路长出野草，房顶长出了树，“可我觉得我的女子还在上班，孙女子还在里面跳舞”。她甚至跟司机说：“你把窗户打开，等那些人来搭我们车子。”司机尴尬，“你不要吓我！”

　　碰上路边有人卖洋娃娃，这个买菜时会讲半天价的女人总是停下来，“给我孙女子买个，给她烧起去”。在自己住的板房，她在饮水机上面也放了一个洋娃娃，倒水的时候就会顺手拨弄一下按钮，然后一边看着洋娃娃跳舞，一边咯咯地笑。

　　可坐到沙发上，守着只能听到蚊子叫的板房，过不一会儿她又开始掉眼泪。“一个人在屋里头，还是不好过，想自己的女子、孙女子。”李桂花用手指抹开眼角的泪，指了指洋娃娃说，“只有把那个洋娃娃弄起来，一个人看看，要好点点。”

　　圆头圆脑的洋娃娃穿着粉色背带裤，一边眨巴着大眼睛，一边摇晃着脑袋唱歌。在它背后的墙上，贴着李桂花女儿和孙女的照片。

　　“你要生存，你必须要走这条路，再扯再歪的人他也必须要走这条路，(这是)人的本能”

　　就像彭孝全老守着墓碑，在地震中失去父亲的北川少年洪世豪，也总爱守着小阁楼一个人坐着。阁楼在自家暂住的两层小楼顶上，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灯。父亲的肖像挂在一块写着“天地君亲师位”的木板上，他被垮塌的山体埋住，连人带房子一同消失。洪世豪每次回家要先上阁楼给父亲鞠三次躬，有时候还会磕头。常常他看着父亲的脸，抱着膝盖坐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楼下，陌生的新生活开始了。洪世豪的妈妈跟一个同样在地震中失去伴侣的男人结了婚。可是，有时候吃半个小时的饭，三个人相互之间一句话都不说。妈妈只负责夹菜，儿子只闷头吃饭，常常手里捏着手机，跟网络另一端热烈地聊天。

　　“我想过，我一般读书都在外边，就我妈，如果她找不到一个陪伴自己的男人，就真的很孤独。”在赵琦的镜头前，洪世豪双手抱胸窝成一个团，说几句话就会抽抽鼻子，推推眼镜。“可亲生父亲那种骨肉相连的感觉是无法在其他人身上找回来的。我试着去接受另一个人，但是爸爸的位置永远都空缺在那儿。”

　　“毕竟马上一年了，都晓得找钱了，有些都组合家庭了，都晓得该搞啥子搞啥子。光考虑自己肯定永远是不可能的，不走出这个阴影也是不可能的。”在第二年“5·12”纪念日的时候，李桂花说，“只要房子分了，安安心心出去打工挣钱。你要生存，你必须要走这条路，再扯再歪的人他也必须要走这条路，(这是)人的本能。”

　　地震前，李桂花曾负责管理北川的一家农贸市场，因此她被选为临时板房区的社区主任。领导给了她一堆公章，指定她负责调配，只要她的公章盖下去，粮食怎么调配，货物怎么分发，钱款如何调度，都由这章说了算。有了工作，李桂花也爱笑了，时不时就能听到她扯着嗓门招呼远处的人，跟人搭着肩膀嘻嘻哈哈。

　　她工作的最主要任务，是把新北川的房子分好。新县城的房子一盖好，她就带着人去瞧户型——干净的飘窗冲着太阳，雪白的墙壁映得屋里特敞亮。几个人在新房子里七嘴八舌地商量，哪里摆电视，哪里放冰箱。

　　直到下了楼，走在每栋楼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住宅小区里，一个女人才悄悄拉着一旁的人抱怨了一句：“我们北川老县城，早起来一望可以看到雪，这底下永远都看不到雪。”

　　“住再好的房子，不想以前肯定是不可能的。”李桂花也参与了他们的抱怨，“一个人住到新房子去，想到自己女子、孩子没住到，心里还是难受。”

　　实际上，老县城也变样了。许多地方封了路，说要修地震博物馆。彭孝全的妻子李晓蓉从上海回来，到女儿生日那天，夫妇俩带着女儿最喜欢吃的樱桃，想再进去看看那小墓碑，却被守路口的武警战士拦住了。“这个地方已经是地震遗址，被保护起来了，你们要是到处烧香，那啥子秩序，看起来多混乱。”战士劝他们说，“你们去公墓吧，遇难的同胞都去那个指定地点，都一样的。”

　　“(我的女儿)就在那边弯道上。”平日里总是抿着嘴不爱说话的彭孝全急了，摆着手跟对方解释，“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拦住他们的战士为难地问：“那你怎么不能理解一下我？”然后伸出他结实的胳膊，“真不能过去。”

　　争执不过，涨红了脸的李晓蓉急得在路边跺着脚哭。她晃着手里拎的袋子，里面的樱桃磨擦着塑料袋哗啦啦直响。“可是，我只是想今天给小宝拿点樱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