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私自收留弃婴 政府责任不能缺失

　　近日，民政部、发改委、公安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收留弃婴。通知要求公民发现弃婴后，要向所辖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通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不得自行收留和擅自处理。

　　通知引起了部分网民的担忧，害怕如此“一刀切”禁止，会将一些“好心收留”也彻底禁绝，不利于保护紧急时刻弃婴的权益。化解这种担忧，需要政府部门更加细致地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将保障体系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确保弃婴不因此而遭遇二次伤害。但是从法律层面看，严禁私自收留弃婴，目的在于彻底杜绝针对弃婴违法犯罪的可能，且并未形成对公民合法收养权利的限制，窃以为合乎法律旨意和法治精神。

　　对公共治理而言，法治不是最佳但却是最不坏的方式。收留弃婴行为之所以要纳入法律规范，是因为谁都无法确切地判断：哪些私自收留有益于弃婴，而哪些有害于弃婴。现实中诸多利用弃婴的非法牟利，就是打着收留照料的漂亮幌子。为了防范这种人性的不可靠，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就必须出面，承担起提供社会正义的职责，以斩断暗藏在私自收留中的种种黑手，将每一个弃婴纳入国家责任视线。这虽然限制了一些机构和个人的行善空间，但对弃婴权益而言无疑是种“最不坏”的保障。

　　与政府公共行为相比，私自收留弃婴暗含难以预测的风险。比如对弃婴的判定，孩子究竟是走失的还是遗弃的，在缺乏调查的基础上一旦允许私自收留，容易让丢失的孩子长期脱离父母监护，甚至造成孩子“有家难回”，客观上侵犯了他人的家庭关系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更关键的是，在具体个案中，评价收留者的心理动机是很难的。深圳龙岗曾发生的“捡童案”，最终连司法机关都难以判断捡到孩子不报警的真实动机。类似情境中的孩子，一旦被陌生人领走收留后，就会完全陷入无助、恐惧与危险的境地。

　　相反，将蕴含风险的私人收留由国家接手，依法规范弃婴的发现、移送、安置、救治及事后收养等事项，便能有效防止弃婴被非法利用，或沦为乞讨工具，或被虐待、被漠视、被置于危险境地，最终确保弃婴收留安置迈进合法安全无忧的轨道。不仅如此，对私自收留的禁止，还将促进公众收养儿童的规范化和合法化。收养法确立了明确的依法收养规则，但现实中事实收养的现象并不鲜见。曾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爱心妈妈”袁厉害事件，即凸显出非法收养中儿童境遇的惨状。从源头上禁止私自收留弃婴，能够将游离在外的事实收养悉数导入合法化轨道，从而更好地保障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

　　其实从法理上分析，即便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弃儿，也不能私自领回家，其合法领养必须经过政府的确认；而对于走失或丢失的孩童，法律更应旗帜鲜明地反对私自收留，哪怕是出于好心，也必须将孩子交给政府部门。因为只有公共性质的政府，才是失去监护的孩子最合法的、最让人放心的临时监护人。国外甚至有立法规定，捡到孩子超过2小时不报警就涉嫌非法拘禁，超过8小时就涉嫌拐卖。如此不讲“情面”，目的不外乎是要更好更彻底地保护弃婴。

　　当然，政府在禁止民间私自收留弃婴的同时，也意味着给自身设定了更加严格的责任。尤其是在整个社保制度还不健全、收留孤儿的公共设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关闭了民间行善的一扇窗，就必须打开政府担责的那扇门。政府必须建立起能够收留抚养所有弃婴的机构，才能让相关举措得以落实，同时在落实细则方面，政府无疑还需补足短板，例如建立科学的弃婴认定标准、完备各部门的法定职责、健全收留弃婴的福利设施、加强弃婴管理的社会监督等等，以保障弃婴能够在健全的社保体系和公共关爱中茁壮成长。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