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转折年:明确核心利益 软硬实力各有专攻

　　日前，习近平主席在同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2013年从诸多意义上讲，都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年。在内外纷繁变化的冲击下，中国外交出现了哪些新的走向?这些走向又会对区域和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些趋势的探讨，眼下正成为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就中国外交近年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措施，结合海外主流研究的认识，做一集纳分析。

　　“中国梦”的说法给予了外界更大的解读自由度

　　中国内部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最高领导层的交替。即使是对中国政体多有微词的西方媒体和学界，也倾向于承认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基本实现了领导层的稳定和周期性过渡。新一代领导人走向前台，往往会推出新的执政理念。十年前的领导层交替，催生了“和平发展”的口号。今天，新一代领导人刚刚就位，“中国梦”的说法已经引起广泛注意。该口号与此前的理念相比，显然给予了外界更大的解读自由度。这个性质应该说更激发了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关注。

　　“中国梦”所面临的周边环境并不乐观：朝鲜半岛围绕着“有核”和“非核”的前景局势持续动荡;中日关系因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而跌入建交四十年来的最低谷;南海领土争端也有紧张加剧的倾向。与此同时，太平洋另一侧的超级大国美国，高调提出“重返亚太”。华盛顿多次表示该战略并非意在遏制中国，但俗话说得好：行胜于言。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驻军澳大利亚，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建立事实上排除中国的《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等，都表明这一点：抵消中国崛起的能量，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优势，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最重要的催生因素。

　　中国外交“在哪里”?又要“往哪里去”?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国际关系的“进行时”，如此繁杂的变化难免会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合作与对抗因素的共存，也易使得各方出于自身的立场，对事实选择性接纳或排斥——英语将此行为形象地称之为“采樱桃”。借用一下这个比喻，那么最近这两年，亚太地区围绕着中国的崛起，辩论各方真的是进入了采摘的繁忙季节了。

　　一个更平衡更全面的认识，依赖于我们将目光从“进行时”延伸开来。所谓“以史为鉴”也好，“风物长宜放眼量”也罢，都是这个意思。亚太国际关系的动荡和围绕中国影响力的争议，从深层次讲，反映了两个结构性的变化：中国自身“大国意识”的觉醒和各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调整。这两个宏大的双转型互为因果。过程之所以复杂艰巨，就在于对双方来讲，转型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行动的调整源于观念的转变，而后者往往是最难的。目前的诸多矛盾也正是这两大转型碰撞交锋的结果。如果不想陷入云深不知处的迷惘，就需要登高一步：中国外交“在哪里”?又要“往哪里去”?答案要从中国外交近年来的轨迹中寻找。

　　日本也好，菲律宾也罢，面对崛起的中国为何转而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

　　2003年，第四代中国领导人上台伊始，即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核心信息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提供的是机遇而非威胁。与之相对应，中国政府推广“软实力”外交，努力提升中国的国际魅力：即政策的信服力、发展模式的推广力和文化的吸引力。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2008年的北京奥运和两年后的上海世博，将中国的魅力攻势推向高潮。西方媒体和学界持续关注中国的软实力外交。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年度“全球公众态度调研”数据显示，全球受众对中国的影响力，好坏评价已和美国不分上下，都处于对半分的状态。更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影响力给予积极评价的国际民众，往往对美国影响力给予消极评价。反之亦然。这说明国际公众对中美态度的对半分，绝非偶然。学界和媒体关于“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之争，亦非空穴来风。

　　亚太地区的对抗情绪在中国领导层完成交替之前也已经开始抬头。将当前时局归咎于中国领导层的变动，显然有简单化和误导的成分。事实上，在中国政府大张旗鼓推“和平发展”和“软实力”外交的同时，一系列和中国有关的外交风暴也在酝酿之中。最大的风暴源来自于日本。面对中国的崛起，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的心态更为复杂。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果以平均购买力计算，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为日本的2.3倍)。尽管日本政界和媒体对此采取了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亚洲领头羊地位被正式取代，这一变动不可能不对日本的心态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日本的人口结构和民族单一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对其夕阳产业的保护，使得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暗淡。而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就是对华贸易的强劲增长。“中国因素”已经成为左右日本经济的重要杠杆。对中国的依赖，反而更加剧了日本的不安意识。应该说，日本的这种焦虑，是不会因为中国的所为或所不为而产生多大影响的。说到底，这是日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病”。

　　这样说，并不是轻视日本的绝对实力。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诸多国际关系领域毫无疑问是重量级的选手。但国际关系影响力最大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一个重要论点就是“相对实力”概念。日本的担心，也在于这点。日本外务省前高官田中均曾坦言：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日本眼里的中国，其实是个“小国”。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短短二十年间，两国差距从缩小，到持平，到反超，到差距再扩大——如此大的转变在如此短的时间段完成，颇有戏剧性。相互位置的转变，不可能不对双方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个紧张源来自南海。领土领海的有关声讨方，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明显提高了和中国争论的调门，并积极向第三方(如美国、日本和国际协调机构)求援，力图和地区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争端(尤其是中日争端)形成合唱效应。美国自然对这种合唱乐观其成，因为如此这般为其“重返亚太”战略做了最好的宣传造势活动。中国面对南海争端则采取了攻守结合的立场：一方面继续强调通过双边机制解决争端，反对第三方介入;另一方面加强了海巡和军事部门等“硬实力”的应对。

　　日本也好，菲律宾也罢，面对崛起的中国转而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政策看似讲不通，其实道理很简单：相关国家强硬态度下隐藏的，是一种时不我待的心态。他们希望在中国的实力取得绝对优势之前，先做出某种不可逆的安排，以便把日渐强大的中国装进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所谓“现状”的笼子。这种心态，并不限于日菲两国。事实上，战略层次讲最焦虑的，莫过于美国。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10-15年内很有可能会超越美国。哪怕是美国最不吝惜的国防开支，也将于2025年左右被中国超越。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都斩钉截铁地宣称：美国拒绝成为世界第二。这种说法，已经毫无掩饰地将抗衡的箭头对准中国。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终究会有一位美国总统不得不接受美国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的现实。《经济学人》为这篇文章起了个有些阿Q的题目：做第二也不错。但美国积极地和纵联合，说明山姆大叔不会心甘情愿地把第一的交椅拱手相让。

　　“韬光养晦”的思维，是否还能容纳下一个已经强大许多的中国?

　　外部世界在苦思冥想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一场重要的思维蜕变。上个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针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困难时局，提出了著名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二十字方针。此后的中国外交，基本秉承一切服从服务于国内发展的路线，积累了丰富的“低姿态”外交经验。但这一方针的提出，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萧瑟秋风今又是，但毕竟人间已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国家利益已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地区甚至于全球的各个角落。“韬光养晦”的思维，是否还能容纳下一个已经强大许多的中国?是否还能有效服务于中国客观膨胀的国际影响力?

　　二十年间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民意对外交的影响。通讯技术和手段革命性的发展，扩大了民众对包括外交在内的政策知情权。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密不可分。但同时，在民族骄傲和屈辱世纪这两个情结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民众对于维护国家尊严的敏感和热情，也日益高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外交声音开始变得多元化，并且不乏强硬甚至极端的观点。应该讲，对二十字方针进行调整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但如此大国，如此稔熟的战略，其调整过程必定复杂、耗时，甚至难免混乱。这种争鸣无疑也增加了外界解读中国外交走向的难度。当然，对于拥有固定立场的政客或分析家，争鸣也使得“摘樱桃”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了。

　　不妨从中国外交的轨迹和最近的一些动向，揣测一下“中国梦”的外交内涵

　　中国新一代的领导层刚刚就位，“中国梦”的说法刚刚形成。其内涵必须经过时间和一系列事件后，才能逐渐明晰。但我们不妨从中国外交的轨迹和最近的一些动向，揣测一下“中国梦”的外交内涵：

　　首先，“中国梦”是一个“全球梦”。已然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必须学会走出自家院落，自信地开展全球全方位外交。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就职三个月不到，足迹已经遍及欧亚非和南北美洲：从德国到南非，从俄罗斯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从国事访问到庄园外交，不拘形式和国家大小，遍交天下朋友——这既是中国国家利益自然延伸的验证，也是在亚太阴霾密布的情况下，去别处开出一片蓝天。广交朋友、广建联系——这是扼杀冲突最好的手段。

　　第二，“中国梦”是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形象的梦。这个形象，就是一个既追求合作又坚定维护利益的世界大国。从操作层面讲，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过去十年的“软实力”外交——成绩斐然，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由于基本价值的取向不同，我们在西方国家内推行软实力的空间很有限。切不可把西方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好奇，简单等同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和平发展和软实力外交要进行下去，但应该有更明确的标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模式更友善的受众市场。这一点得到了各种调研数据的支持。另外，软实力需要建立在可信的硬实力基础上，正所谓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言“手持大棒、说话和气”。一个作为全球强国的中国，应该大大方方承认大国地位，享受大国应得到的关注，也不要太患得患失于批评——一个影响力遍及世界角落的大国，不可能是一个没有争议的角色。

　　软硬实力外交最好的结合点，应该是所谓的“巧实力”外交。从政策层面讲，“巧实力”的一个体现是推行“底线外交”—— 即明确中国的核心利益，用硬实力划出与大国地位相对应的重重的底线。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日常外交处理的课题，绝大多数都是底线之上的外交，在此领域大可继续推行倾听、协调和共赢的立场。如此软硬实力各有专攻，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各自的效用，构造出一个强大、可靠和令人信服的世界大国形象。

　　双转型的中国外交过程注定会充满不确定性：世界在调整对中国的期待;中国在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对双方来讲，机遇和风险都是巨大的。但正如中国新一任总理所言：改革探索，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实践以及外部世界的关注中，“中国梦”已在路上。 作者：美国丹佛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孙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