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冀中星事件 不能因个人不公威胁他人安全

热点三人谈：

　　嘉宾：

　　单光鼐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徐 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 龙 本报评论员

　　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一名叫冀中星的残疾男子引爆自制爆炸装置，本人受伤，现场无其他人员伤亡。这是继陈水总厦门公交车纵火事件之后又一极端维权事件。

　　转型期由社会矛盾和冲突所引起的极端维权事件屡屡发生，其根源何在？又该如何化解这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本报特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和本报评论员李龙一起，就此话题进行座谈。

　　不能因个人遭遇不公

　　威胁他人生命安全

　　李龙：冀中星在机场航站楼这种公共场所引爆自制爆炸装置，必须遭到谴责，也必须依法惩处。这种拿公众生命作筹码，以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极端做法，不论对他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种危害，因而也必须严惩。虽然冀中星的行为属于自残式维权，不同于陈水总的报复社会，但犯罪就是犯罪，和维权完全是两码事。　　

　　徐昕：冀中星的个人经历令人同情，走投无路下选择了这种方式。而且在引爆前还提醒他人走开，其直接目的只是吸引关注，而非危害公共安全。但冀中星的行为客观上妨碍了公共安全，因而，在我个人看来，道德上可以对冀中星宽恕，法律上仍须对其处罚，以避免更多人效仿其行为。需要提醒的是，量刑时应考虑冀中星的事前提醒、行为原因、客观上未造成严重后果，适当从轻处罚。　　

　　单光鼐：对于这种单个的极端事件，背后有其社会原因，但是跟个人也有很大关联。不是说生活有困难就可以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何况其针对的是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施行的暴力，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因而该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原因，跳开单个事件来思考背后的社会现象。这种犯罪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不公？还是职能部门不作为？这都是需要分析和讨论的。　　

　　要让社会组织

　　替政府分担职能

　　徐昕：剖析陈水总、冀中星事件背后的原因，应该看到一些人遭遇不幸，没有适当的途径化解，长期求助无门，才导致他们选择暴力型私力救济。倘若民众能顺畅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就不需要通过极端方式去救济权利和宣泄不满。有人认为转型期极端事件有上升趋势，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此类情形都非常之多。当然，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社会不公的加剧，贫富分化日益明显、社会阶层断裂等，这些也造成了社会怨气的加重。　　

　　单光鼐：社会转型期呈现出“越维稳越不稳”的局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喜欢用掩盖矛盾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直面矛盾，找到矛盾背后的原因，来化解矛盾。很多地方用物质补偿的方式来解决，其实这仅仅是短暂的缓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年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和一些地方政府在征地、劳资、拆迁、环保等问题上损害百姓利益有关，如果这些问题不尽快解决，类似事件将会越来越多。

　　李龙：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应该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缓冲器”的作用，从而把社会矛盾消弭于政府之外。但现在虽然强调政府职能转化，可是很多地方政府的角色仍然是“包打天下”，社会组织对社会矛盾的缓冲作用很难发挥出来。经济体制变了，社会结构变了，传统型“无处不在”的政府之手，已应对不了纷繁的社会矛盾，导致极端事件频发。　　

　　让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

　　徐昕：化解转型期的社会矛盾，需要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最迫切、最可行的方法是加强法治建设，要让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因为法治的成本最低，带来的社会动荡最小，最容易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也最能作为转型社会的“稳定器”。

　　一方面，要以公正、可信的法律引导民众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逐步矫正“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现象；另一方面，要保持司法审判的公正公开，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很多，例如确保媒体的优先旁听审判权，为媒体采访提供便利；越是敏感的案件，越是热点案件，越要公开，尽可能采取庭审直播的方式；裁判文书全部上网；民众可自由旁听审判等。　　

　　单光鼐：极端维权事件频发，反映了目前社会对于个体诉求自由表达的渠道非常狭窄。政府需要考虑怎样去拓宽这些渠道，怎样把现有的表达渠道真正地运转起来，而不能让其流于形式。比如说，当农民工被欠薪、农民遇到强拆时，社会组织应该主动站出来，地方政府应该给予这些保障老百姓权益的社会组织生长的土壤。

　　此外，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出，我们对底层民众的精神关怀非常缺乏，如果街道办、民政部门能对困难户、低保户等弱势群体多点关心，他们或许就不会采取这样的极端行为。　　

　　李龙：经济建设转型了，社会建设也要转型，它既包括社会管理理念的转变，政府要有服务意识，不能以管代服务，更不能以罚代服务；也包括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壮大，让社会组织替政府分担职能，从而把矛盾和冲突化解在政府之外。

　　更重要的是，社会对这些极端事件要有预警机制、减压机制和救助机制。预警机制要求基层政府不能“和稀泥”，也不能为了维持“稳定高于一切”而打压不同利益诉求；减压机制要让底层民众告状有门，让他们的怨气能通过正常途径排解；救助机制则分为物质救助、精神救助和制度救助，比如说加大扶贫力度、对上访者多些心理干预、多些法律救济，完善低保制度等。

　　媒体要有疏导

　　社会情绪的责任感

　　李龙：作为媒体人，我觉得在报道这类事件时既要有专业的新闻敏感度，更不能忘记媒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首先不能像部分网络媒体一样，以猎奇的心态来报道这种极端事件；其次要注意自己在报道时的价值导向，不能在价值判断上误导公众，比如说过分地同情冀中星、陈水总；最后还要注意引导、疏导社会情绪，以避免类似事件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　　

　　徐昕：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应尽可能客观中立，还原事实真相，避免使用煽动性的标题和语言。如果需要评价，应当区分法律与道德，例如，冀中星的行为在道德上令人同情，但违法还是要追究。　　

　　单光鼐：对于这种单个的极端事件，我并不建议媒体花很大的版面来报道、渲染，必须要小心谨慎。媒体一定要跳出事件来讨论背后的原因，分析实际的社会问题，这样也能有效地疏导社会情绪。否则很有可能引发后面源源不断的问题和仿效。其实有些城市还是有维稳的成功案例，媒体可以呈现这样的案例，给相关部门一些警示和经验借鉴，这样的效果可能比渲染个体极端事件要好很多。

　　(李龙、王睿、陈小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