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四大班子成员向书记行贿的悲哀与讽刺

　　8月14日上午，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庭审披露的案情显示，毋保良“政商通吃”，109起案件中，有39起为收受个体建筑商、企业老板的贿赂，有65起为收受当地党政干部的贿赂。令人惊讶的是，萧县四大领导班子成员也被指争相向毋保良送钱。萧县人大副主任朱以书、萧县政协副主席王安民、萧县政协主席陈安源、萧县常务副县长崔宏广等人，也都出现在起诉书中，他们每人送了几万元，理由则是“为了与毋保良处好关系，工作上能得到支持”。

　　萧县尽管“资源丰富，环境良好，工农业不断发展，拥有众多风景名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却是国家级贫困县。多年来，一直摘不掉贫困帽子，原因复杂，出贪官应是其中之一吧。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其县委书记居然“被控受贿800多次，2000余万元”，委实惊人。受贿次数如此之多，平均每次两三万元，也间接说明当地并不富裕。毋保良受贿有个特点，即接受同僚的“进贡”——起诉书所列举的行贿人单位，几乎覆盖了萧县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其中数额较大的，正是在外界看来油水较多的部门。当萧县几乎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都行贿，可见当地腐败之风何其剧烈，也能推断出当地民众之悲催，因为基层官员行贿的羊毛，必然出在羊身上，搜刮更甚。

　　调查显示，县委书记岗位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以安徽为例，数年前就有媒体披露，先后有18名县(区)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县委书记腐败的主要表现是权力寻租，兜售官帽。县委书记为何易于腐败？一方面是因为县委书记握有大权，有人感叹，“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权力过于集中，就埋下了腐败的隐疾。另一方面，监督缺位，监督体制形同虚设。“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句话放在县委书记身上最适合不过。

　　人们常说一把手不能成为一霸手，一把手应发扬党内民主，应尊重组织原则和程序，应尊重领导班子的声音，而不能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但吊诡的是，在毋保良时代，其他班子放弃了对他的监管，仰其鼻息，他想不专断都不行。

　　监督一旦失灵，权力就会失控。制度不是万能的，落到实处才是关键。前不久，中央主要领导谈到刘铁男案强调：“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动也不动。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结实，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缝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正因为县委书记拥有人权、财权和事权，三权独掌，对其监督更应该有力，制度的笼子更应该严密和结实，否则就必然走向腐败。

　　谁来监督县委书记？早在2009年，中组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中提出，县委书记的选拔任用，应按程序报经省级党委常委会议审议。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县一级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对县委书记的要求和管理，不能按一般的处级干部来对待”。换言之，对县委书记的监管，应该更有力而不是偏软，更严格而不是宽松，现行的制度设计对县委书记的监督不能说没有作用，但一些时候确实失灵，因此应改变县委书记岗位沦为腐败重灾区的状况，除了改变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更需要监督真正发挥作用，那些监督人员应该理直气壮，而不是匍匐在地，取悦于县委书记。

　　郡县治则天下治，县委书记如果贪腐，影响的是一方吏治，破坏的是整个县域的发展，最终遭殃的必是民众。从四大班子成员向毋保良行贿，应该得出沉重的思索。王石川(江苏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