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西北引才可推行工资地区性倾斜

    昨日，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新闻发布会暨客座教授聘任仪式举行。周玉 摄

郑永年教授在会上发言。王辉 摄

    “广东是观察中国最重要的地区，中国各方面的改革都会放在广东先行一步。最近国务院推行的几项改革中，有两项改革——下放行政审批权和政府购买服务，广东早已先行先试。”昨日下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现身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发表此番对广东时局的观察。

    今明两天，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举办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这是一次国内外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高级智囊的“大聚会”——来自欧洲、美国、东亚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著名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与会专家学者将共同探讨社会政策形成的历史、社会政策改革的国际经验，比较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分析当下中国的社会政策变革与挑战，以中国实际与国际经验为基础探寻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未来方向。

    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郑永年以及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布罗姆奎斯特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约瑟夫·傅士卓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在受聘为华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特聘教授的间隙，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把脉广东的改革、发展与民生。

    行政审批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扩大人大的作用

    去年，广东拿出“革自己的命”的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下放一大批审批权限。这引起出席此次研讨会的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广东的社会改革，最具有‘顶层设计’味道。”过去几年，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尤其钟情广东，他频频造访广东，将广东作为他社会政策研究的实验地。他认为，广东的改革做好了，将为其他省份提供重要的参考，这不仅对广东有利，也对整个国家有利。

    “审批原本就是很怪的事，这是人治而非法治。有权就有审批，减少或者取消审批，方向是对的。”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傅士卓表示，希望广东的改革可以减少既得利益。在他看来，资源的配置必须通过市场竞争完成，这对社会和经济长远发展都有好处。

    “向自己开刀很难，也很痛苦。”不过，傅士卓坦言，行政审批制度遇到既得利益者强大的阻力，“中国政府也很明白，必须通过提升老百姓以及媒体的参与来监督政府”。他建言，也可以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扩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人大的作用。另外，也可以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

    区域协调发展

    资源再分配促欠发达地区收入增长

    有人说，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针对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区域发展不平衡，广东未来5年计划安排6720亿元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这一思路得到了马戎的赞赏，他认为政府就是应当制定长远规划，通过资源再分配，促进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

    人才是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很多大学生都不愿意到粤东西北工作，不少粤东西北教师、医生跳槽到珠三角，造成当地公共服务水平难以提升。对此，马戎开出“药方”：工资制度的地区性倾斜。“好处不能让一个人占全了。发达地区的教师、医生享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就应该拿低工资；欠发达地区条件这么艰苦，这里的教师医生就该拿高薪。不然的话，谁愿意留在欠发达地区干呢？不能只靠有理想主义的那些人。”

    据马戎介绍，西方国家为了吸引人才到偏远地区工作，也采取“工资制度的地区性倾斜”，比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冰天雪地，没有士兵愿意去那里服役，美国政府对在阿拉斯加服役的官兵实行双倍薪制，使他们的收入达到大陆各州的两倍，这样吸引了一批官兵在那里安心服役。只有坚持“越艰苦的地方，工资越高”这样的政策，欠发达地区才能吸引并留住人才。

    民生改善

    高考录取比例应与异地高考政策同步

    从今年开始，广东分步实施随迁子女就地升学考试，2014年起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在广东借考，2016年起可在广东参加录取。广东异地高考政策一直以来备受关注。

    马戎表示，现行各省高考录取比例应当改进，理想的情况是全国统一考题，按分数高低录取。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当找一个平衡的办法，与异地高考政策同步，尽量照顾到考生数量多、考试成绩好的省份，不能任由地方本位主义滋长。

    近年来，广东实施积分入户制度，让外来人口能够落户广东。马戎表示，从长远来看户籍制度应该打破，但当前应当综合考虑各地的资源承载能力。广东应该从全国大局出发，推进人力资源、经济资源、能源资源互补，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外来人口。

    来自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布罗姆奎斯特教授则关注中国的公立医院改革和医患矛盾纠纷。他认为，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营医院，应该让患者保留充分选择的机会，这样才能获得最优质的服务。当前中国医院、医生的激励机制扭曲了，所以他们只好以药养医。在医疗关系中，患者并不完全是消费者，医院要帮助他们做出选择。因此，让公共卫生系统更好的运转之道就是，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要帮助患者做出正确的选择。

    “医患关系紧张在所有国家都真实存在着。”布罗姆奎斯特教授建议，在医疗体系中必须有这样一种机构，它帮助消费者得到正确的建议、治疗和药物。

    南方日报记者 雷雨 雷辉

    通讯员 卢庆雷 徐萍

    中国社会改革方向：

    将特权转换

    成公众权利

    在探讨欧美和东亚社会政策的基础上，与会学者着重探讨中国社会改革的未来方向。

    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阶段，国家推行市场经济政策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政策商品化。因此，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国家试图引入社会政策来解决市场经济政策的社会后果。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改革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不过仍待深入。

    对比欧美和东亚的经验，与会专家认为，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因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多样化经验不啻为中国的重要参考。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社会政策现今均面临挑战，它们化解问题的措施同样能为中国提供借鉴。

    来自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Ake Blomqvist教授认为：首先，中国政府应运用直接现金支付和所得税来减少不平等；其次，政府可通过向穷人提供物品和服务来减少不平等（实物转移）。郑永年认为，中国应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出调整，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将国家资助的特权和特殊利益转换成普遍共享的权利；其次，根据现有社会意见来调整公务员、垄断行业与国有企业雇员所享有的特殊福利待遇。同时，社会政策改革呼唤更加透明和民主的财政改革。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在穗举行

    百名学者探寻

    中国社会改革方向

    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立即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专家称此举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改善社会治理深具意义。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今明两天，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欧洲、美国、东亚以及中国大陆的1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模式，探寻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未来方向。

    欧洲：不再“从摇篮到坟墓”

    昨日，与会专家陆续抵达羊城。他们认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模式可以分为社会民主主义、统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体制，而欧洲的社会政策主要采取前两种模式。

    总体来看，欧洲国家的社会政策强调社会保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政策设计以高福利和全民共享为主要特征，普遍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但自1970年代开始，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率下降、家庭结构变迁、收入不公平、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变迁使欧洲国家深陷“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的危机，迫使欧洲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

    根据瑞士洛桑大学教授Giuliano Bonoli的研究，这些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应对社会政策的财政可行性问题，具体分为四个阶段的不同模式：从早期福利削减的政策到以妥协和协商为基础的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开始强调社会政策在保增长方面的作用，“社会投资”、“积极福利国家”等概念被使用，政府转向基于就业最大化的改革策略；而2000年代（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这些国家更多采取以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社会政策二元区分为基础的改革措施，在不同领域推行不同的社会政策。

    美国：人们为幸福承担个体责任

    美国是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典型代表，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在内的国家，社会政策更强调为贫困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人群提供福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Neil Gilbert教授认为，与欧洲不同，美国更强调一种以“工作-导向”为原则的福利政策，更倾向于促使人们为他们的财政独立和福祉承担起个体责任，也鼓励私营部门能够在福利市场的治理中扩展它的行动范围，其大部分福利所针对的对象都是低收入人群而并非普遍的社会公众。

    尽管经受了经济危机等考验，但这个基础仍然延续到了21世纪的美国社会福利政策改革。这些改革举措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在工作-导向的福利改革上，它要求个体重拾责任并实现自我支持；在目标定位项目的改革中，新的福利计划强化了福利领受者的工作激励，并为低收入者在私人市场中购买个人所需的福利产品提供支持；在社会福利的民营化中，公共部门辅助私营部门实现福利融资与服务传递。

    东亚：社会政策为经济增长服务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的社会政策与欧美明显不同，它们更多被称为“生产型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在这些国家处于从属地位，为经济增长服务。

    香港大学教授梁祖彬说，作为一个有生产活力的地区，香港把社会政策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这种政策的逻辑是，积极的政府干预有损自力更生和社会职责这些中国传统价值，政府在社会福利中仅起一种协助角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赵力涛博士说，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坚信经济发展第一，社会发展第二。政府依赖于经济增长而非再分配来改进社会福利，社会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的手段。

    不过目前新加坡社会政策正在发生改变。赵力涛说，经济减速以及人口老龄化，促使新加坡寻求新的平衡，在经济层面，人民行动党追求“有质量的增长”；在社会层面，试图建立“包容性社会”。这个改革趋势同样出现在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渡辺雅男说，传统上，日本由家庭和公司提供的福利安排是庞大且强势的，而不是通过政府支出进行收入再分配、通过公共服务提供照顾。获得了经济成功之后，日本人民开始意识到在他们的社会保障和生活质量中相对未发展的地方，国家目标逐渐从经济增长转变为提高日常福祉与福利。

    南方日报记者 雷辉 雷雨 通讯员 汪广龙 林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