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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我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

2013年08月19日 15:21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参与互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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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根据大会(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编者注: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安志文〔编者注: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年,马洪〔编者注: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第三,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1988年4月25日(摘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编辑:燕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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