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生态困局不能光靠农民牺牲

　　2013年，清远市佛冈县水头镇矿区周边3000亩污染农地，被农业部指定为广东省唯一一个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试点。试点采取东南景天和玉米套种模式的土壤修复试验，但这一方案并未被当地农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后发现，农民放弃土壤修复希望的主要原因是种植玉米的经济效益太低，农民们虽然已经深切体会到污染的伤害，却无法放弃微薄收成，他们表示：“这也是没办法，总得先‘活着’，有地不种，荒着花什么？”

　　水头镇矿区周边的污染不可谓不严重，中山大学2010年的取样调查显示，矿区附近21个水稻品种镉和铅超标率分别达100%和71%。因为水的污染，韶关市翁源县新江镇的上坝村成为出名的“癌症村”，村民癌症发病率约为全国平均数的90倍左右。

　　在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下，对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修复应该也必须马上开始。但是在这一事件中，由于当地农民的权益不受尊重、生计没有保障，最大的受害者反而成为计划实行中最消极的一环。

　　粤北山区本身经济基础就相当薄弱，再加上受环境恶化的影响，自1983年矿山开采以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种水稻，长不起来。种花生，刚打花就死了。”让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在这十多年中经常遭遇颗粒无收的痛苦，没有家底，生存都成问题，拿什么来支持土壤修复的消耗和代价？

　　就算农民们勒紧裤腰带，选择修复土壤。可制造污染源的矿山还在，目前又勘测到更为珍贵的稀土钼矿，未来采矿期也将被大大延长。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要一直靠农民不耕种，或是选择一亩地只有1000元收入的玉米来保养土壤吗？污染源迟迟不治理，却要靠被污染者的牺牲来维系所谓的土壤修复，无疑是痴人说梦。

　　青山绿水中的田园生活，是让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但是这一追求的实施，不能仅仅依靠一部分人的所谓“觉悟”和牺牲来达到。在环境保护中，首先应该是开发矿产的获利方、也是污染的最大制造者来承担修复环境的责任。管理部门更不能只看着经济效益，而应在获利与居民生存中寻找一条平衡的路径。否则，什么样的土壤修复试验，在农民抗拒、污染延续的地方，都无法推行下去。严驹行（北京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