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员挂职“变”官员：感受到基层干部之难

　　2011年底至2013年初，中央党校首批四位干部先后在浙江、福建两省完成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身份转变后的他们换了一个视角去看待基层官员，透视到更完整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

　　双向交流

　　中央机关干部进基层，基层干部到部委，始于2010年的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已成为央地互动新途径，屡计共300多名干部上下交流互动。图为中央党校门口。

　　至今，福建莆田某论坛内，题为“莆田美女副市长去哪了”的帖子还在被不断刷新跟帖。谈及此，当事人笑着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回应。一年内，封丽霞完成了这一来一去，从北京到莆田，从中央党校到地方政府，从教员到官员。

　　2011年底至2013年初，中央党校首批四位干部先后在浙江、福建两省完成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原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挂任浙江金华市副市长；政法教研部法理学教研室主任封丽霞教授，挂任福建莆田市副市长；原经济学教研部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副主任陈启清副教授，挂任福建福清市副市长；培训部办公室主任卢红兵，挂任浙江义乌市委常委、副市长。

　　2011年习近平对中央党校干部挂职工作提出新要求，希望着眼于党校事业长远发展，选派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反映出中国发展的最前沿问题，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无不考验着地方执政者的政治智慧。透过每一个局部中国，都能透视到完整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与真正的中国对话。

　　感受基层干部之难

　　根据习近平提出的挂职新要求，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亲自联系，在福建和浙江建立中央党校干部挂职锻炼基地。

　　2012年2月，封丽霞奔赴福建莆田，挂职副市长并分管民政、政府法制、民族宗教、旅游、外事侨办、海防、慈善总会、残联、双拥、老龄委等工作。莆田，著名侨乡，下辖4区1县，当地人因善经商而被称为“东方犹太人”。“当地百姓对挂职干部的关注超出了我的意料。”封丽霞坦言，提升的公众曝光度弄得她也挺紧张。不过，很快心态就放松下来，和其他挂职的同事一样，封丽霞深知一年之短，老百姓对他们还是有点期待的。

　　甫一上任，封丽霞就赶上村级换届。学法律出身的封丽霞非常关注基层民主，“我之前就一直在思考，基层民主推进这么多年，仍不尽如人意，究竟是民主太超前，还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封丽霞走访了莆田大部分乡镇和自然村。在换届重点村和难点村，封丽霞亲自参加村级选举全过程，调查乡村治理的问题和情况。

　　村级换届流程比较复杂，各种利益主体间的矛盾成为最大牵绊，前任主官把权不放、征地拆迁引群众不满而不配合选举、宗族势力争执都会影响到换届推进。“最难的一个村是因为海滩承包的历史遗留问题，村民多次举报村官贪污，最后纪委和相关部门介入，给村民一个说法，才确定了选举日。”封丽霞回忆道。

　　有时候，封丽霞也苦恼：村级换届与当地GDP不挂钩，经常被地方主官忽视。封丽霞多次召开“现场会”，以市政府名义邀请当地主官参加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与支持。通过调研、一村一策、组织《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培训等工作，莆田在5个月内全面完成了882个村委会、87个居委会换届。

　　与封丽霞一样，挂职福清市副市长的陈启清对于基层，尤其是乡镇干部的工作之难也感触颇深。陈启清没有分管具体工作，日常主要辅助常务副市长，他认为，挂职是与社会“亲密接触”。他走遍了全市24个镇街和5个经济开发区，走访了56个自然村、23家市直机关和135家企业，和63家企业的企业主进行了交流。

　　陈启清发现，与过去相比，乡镇干部干事环境更差了，工作阻力也在加大。“征地拆迁几乎耗费他们一半精力。”陈启清说，县以上几级要求最终落到乡镇，尤其在发达地区，该项工作很难向前推动。乡镇干部工作的方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乡镇干部向陈启清“吐槽”，过去老一套“管人”的思路早就不管用也不适用了。经济越发达，利益主体越多元，社会阶层划分更分明，各自诉求也更多。而福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县级市，经济竞争力位居全国百强县第17位。

　　“乡镇干部年龄大多40岁左右，他们原有的社会管理思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陈启清说。干部们习惯了以往上对下命令式的社会管理模式，而村民自治意识的提高，让干部们还没有找到一条既让群众满意又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方法。

　　老百姓有事就爱直接找市长

　　通常，干部挂职分管工作并不具体，主要任务是去基层锻炼、做调研、接地气，扮演着观察员、研究者的角色。由此也衍生出挂职的“虚”与“实”之争：究竟是被动“挂”还是主动“干”？

　　采访中，记者观察到：得益于专业和原有资源优势，挂职干部也能小有作为。如谢春涛在挂职金华市副市长期间，推动出台了金华“科技创新九条”，促成了两个央企项目落地，还联系中央电视台栏目组赴金华拍摄专题片。

　　2011年11月，卢红兵担任义乌市副市长，负责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分管科技局，联系科委。同时，协助负责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卢红兵赴任后很快进入角色，第一个月就走遍了义乌市1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和主要的经济商业职能部门。义乌市是中国首个也是唯一的县级市“经济特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近年，义乌部分企业因知识产权意识淡薄，走向衰落甚至破产。卢红兵首抓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对卢红兵的工作表现，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曾评价：挂职干部都非常努力，“家在北京，周末根本顾不上回家，在义乌加班了。他们的工作也非常充实。”义乌的试点开展需要这些从中央和省里来的挂职干部，他们成为试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他们是义乌与国家部委联系的协调者，也是义乌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参谋，更是义乌试点等前沿问题的研究者。”黄志平评价说。

　　对于自己常年关注的信访、综治和维稳，封丽霞甚至越权“主动出击”——这原本是另一位副市长负责的工作。

　　她在挂职总结中写道，经常与主要领导事先沟通后，她以学生的态度、以协助者的身份，先后三次参加“市长接访日”和十八大期间的信访接访。

　　说起首次接访，封丽霞至今仍很有感触。来访者是个外嫁女，离婚后回到娘家，村里给了一定面积的土地。后来当地拆迁，她就开始上访了，哭诉被丈夫抛弃、拆迁不给补偿，一上访就十几年。“她一开口，我觉得挺惊讶，莆田人普通话并不好，她却还挺流利。”封丽霞说，访民像背书一样表达流畅，什么时候该哭该情绪激昂，节点把握得很准。封丽霞也被感染了，觉得她特别可怜。

　　经向相关负责部门当场询问，结果发现，这个上访户阐述的情况与事实大有出入。封丽霞说，她对房屋补偿要求过高，“访民的情绪和状纸上的表述是重要参考，相关部门的相关工作汇报也会提供重要信息，不能偏听偏信。”

　　接访让封丽霞更全面地了解当地信访工作情况。在莆田，“面对面”是一大特征，访民与上访涉及的单位当面分别陈述事实和缘由，允许他们互相质问和辩论，然后再由市领导作出下一步的工作批示。“这是对市长个人能力的考验，对法律政策把握能力的考验，市长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当成重要说辞。”封丽霞说。

　　一般半天的市长接访，通常可以与十一二个访民“面对面”，封丽霞也发现，老百姓其他部门都不爱去，有事就爱直接找市长，“压力一下子都集中过来了”。

　　“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底层社会”

　　“教员”到“官员”的转变，让中央党校干部换了个视角去看待基层官员，透视到更完整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

　　“我挂职分管民政，和弱势群体接触的过程中，让我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底层社会。”封丽霞说，挂职给她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角。

　　在以往教学中，封丽霞常感到学者与官员之间，或因缺乏共同语言，无法形成共识和默契。尤其在讲授法学课程时，有些官员不具备专业知识，理论很难讲到他们心里。“我现在讲课也不都是书本上的话，讲学员们听得懂能接受的东西更多了。”封丽霞称，自己平时喜欢写东西，挂职后，阳春白雪的少了，关注点也更务实。挂职期间，她写下《学者与官员》、《为什么要开那么多会？》、《官员为什么习惯于念稿？》、《村镇干部为何纠结》等文章，封丽霞评价说：“都是提出问题，直接切入，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对于官员的理解则是陈启清与封丽霞的共同感受。挂职伊始，陈启清就希望能了解社会现实，寻找教学中与学员的共同语言。“通常乡镇干部在媒体上形象都不太好，我就想真正融入当地，看看他们心里的东西。”陈启清说，其实融入的过程并不顺畅，他们对挂职干部比较敏感，有些人甚至不愿理会。“怎么办呢？在他们面前千万别装，人家一眼就识破了。只有尊重和理解，展现透明的自己，对方才会跟自己掏心掏肺。”

　　与基层干部沟通多了，陈启清现在与党校学员交流时，听到他们苦恼于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冲突矛盾时，多了一份理解。“只有实际推动过一项工作，才能知道其中千丝万缕的矛盾，受到各方牵扯到底有多少。”陈启清说，虽然不能排除部分官员胡乱作为的情况，但也不能一出事，就把矛头对准某个人。

　　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对此次挂职颇为肯定：首批挂职干部在挂职锻炼中接通了“地气”，运用学员听得懂、听得进、听得解渴的语言开展教学更加娴熟，理论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更加凸显；化解矛盾、综合协调、把握复杂局面的能力得到提高；党性得到锤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更为深刻，让群众路线潜移默化成自觉行为。

　　今年2月，中央党校第二批赴浙江、福建挂职锻炼的干部已经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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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校教授封丽霞的挂职感悟

　　学者们很多自诩为“闲云野鹤”，与权力中心之间有一定距离。而官员“重权在握”，身居不同政治层级的权力中心。要找到知行合一、既能治学又能治事的兼全之才实属不易。官员要有综合性的社会知识而不局限于单向度的专业技能；官员要成为合群友爱的公众人物而非特立独行的个体；官员要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而不止于批判性地指出问题。

　　——摘自《官员相对学者需要哪些专长》

　　一些官员整天爬在“文山”之上、游于“会海”之中，理想、斗志和激情都被消磨殆尽。为什么要开那么多会呢？最根本的原因还得从我国国家结构形式和行政管理体制中去找。第二个关键性原因是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还远远不到位。第三个重要原因是现行干部工作评价和考核机制不尽科学和合理。第四个原因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相关政府部门职能划分不清、权限交叉重叠，开会确为整合多个部门力量和推动工作之所需。

　　——摘自《为什么要开那么多会》

　　老拿着稿子念，久而久之，领导们说话的基本技能就会萎缩、退化。在面对记者和媒体、面对社会大众的时候，常常就会消极逃避、敬而远之、无言以对，在回答提问时语无伦次、语言苍白，即出现“不说话”的失语、“不会说话”的乱语状态。这时，经常就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还拿着官老大的架子，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打官腔、绕圈子，用些空话、老话、套话来应付、糊弄。这不仅无助于事情的缓解，反而可能火上浇油，招致猛烈的社会议论和反感。二是慌不择言，时常发出一些雷人雷语，经网络飞速传播之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譬如，近年来出现的“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跟政府作对就是恶”等诸如此类的惊人官话。

　　——摘自《官员为什么习惯于念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