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反思：要让好心真能办好事不要“添乱”

　　救援，还是“添乱”

　　无论是2008年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还是今年4月的雅安地震，都曾引爆民间的捐助和救援热情，许多人捐款捐物，不少人志愿自发驱车赶往现场救援。然而面对灾情和苦难，外来者能做些什么？怎么做才有效？怎样保证救援不变成“添乱”？这是参与救援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困惑。

　　诞生于汶川地震、依托于一个QQ群发展而来的草根NGO组织“北川中国心”，其负责人高思发现身说法称，这个问题，从他们参与汶川地震救援以来，到玉树地震，再到参与雅安地震和甘肃岷县地震的救援工作，5年中始终在摸索，在致力于找寻目标和方向、提升自身专业性的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南风窗》前副总编辑张良曾长期跟踪采访汶川灾区。他提出，人道主义救援的安全边界在哪里？救援者进入灾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应该抱有敬畏之心，不要好心却无意中破坏了这个原有的系统。比如，志愿者涌入受灾小镇，由于缺乏其他的专业技能，许多人就帮着打扫卫生，但小镇上原来的保洁员有可能因此失去收入。张良说，人们帮助灾区在废墟上重建，并非是在一张白纸上重画；不是重建系统，而只是修补、修建系统。

　　长期研究乡村问题、并在近年协同壹基金进行灾后援建的作家卢跃刚提到，雅安地震后，全国各地捐来大量衣物、食品等物资，这种“热情”却给脆弱的灾区带来巨大负担。许多食品未经检验、很多是过期的，大量衣物未经消毒，其结果是这些物资七八成不能进入灾区，不得不动用当地政府和类似壹基金这种民间组织的大量人力来处理掉。“城里人有个想象，我不吃的，农村人一定吃，我不穿的衣服，农村人一定穿”，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的隔膜。

　　在他老家的雅安柏树村，他目睹有些前来援建的志愿者集合操练，唱着解放军军歌、《打靶归来》等歌曲在灾后的村子里“招摇而过”。他追问，这样救灾的心态是什么？他们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形成对比的是，台湾著名建筑师谢英俊带着他的团队进入村庄帮农民建轻钢结构的房屋，不到镇里市里住酒店，而是扎在村里住帐篷，到农民家去充分协商沟通。这种低调的背后是对乡村的理解，是一个外来援建者对当地社区和文化的敬畏。

　　卢跃刚提出，救助问题需要一套系统的理论。他协助壹基金在柏树村为受灾农民援助建房，共同探索并明确4个原则：第一是自愿原则，即你来帮助我，我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同时通过自愿原则来确权，明确援助者和被援助者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援助者只能是有限责任；第二是参与原则，建房本是被援助者自己应有的责任，只是不具备能力，所以对其援助，但其自身必须参与。不能养成救助依赖和惰性，真正的救助是内生型救助；第三是合作原则，合作是乡村里面天然就有的一套互助体系，是公共伦理，要激活，在建房过程中激发乡村存量；第四是共享原则。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也认为，自然灾害毁掉的不只是房子、桥梁等，毁掉的是社区。因而重建绝对不仅仅是重建物质，而是重建一个人伦的社区。

　　从历史的新意处看救灾

　　壹基金灾害部负责人李健强粗略梳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救灾史，认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多为国家主义的荒赈，以政府为主体，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赈灾政策。例如，唐朝即有“以工代赈”的救灾模式，即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灾民开展修桥修路等民生工程。民间救灾力量始终较为薄弱，往往只是宗教团体如寺庙等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救灾活动，或地方士绅、家族氏姓内部的赈济。直至近代以来才真正出现一些民间救灾组织。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提出救灾与权力合法性的关系，在古代，救灾成为政府合法性来源之一——例如，当年大禹治水以后就开始了“家天下”。历代关于灾害的主流叙事模式也可说是从大禹治水沿袭而来，即灾情严重，“英雄”人物出场，然后灾情摆平，人们笑逐颜开。

　　而民间公益组织的大量出现得益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社会的公共回应机制开始不同了。

　　1998年洪灾时，鲜见民间组织和公民救灾的身影。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NGO参与救援几乎呈井喷之势。及至2013年雅安地震，民间救灾一定程度上可谓成规模、成体系，成为强有力的救灾力量。

　　杨鹏介绍，壹基金致力于协调志愿者和民间草根组织参与救援，虽然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和追求，协调起来非常不易，但这是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上非常了不起的现象，值得投入成本和心血。如今已经不是一群人围着一个大人物在救灾，而是网状的相互振荡的救灾形式。

　　而政府的应对方式也在改变。杨鹏特别提到，雅安地震后，面对震后大量进入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当地政府接纳了这些社会力量，很快成立“雅安地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以协调民间力量有序参与灾后重建和恢复工作。在他看来，这样的应对方式比汶川地震时有较大进步，某种程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的新意之处去看待救灾。”杨鹏说，“我们能不能探索出一些跟传统救灾不一样的救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