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新型城镇化应治“乡村病”

　　李克强总理曾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

　　事实上，突出统筹城乡，保护农民利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漠视统筹城乡发展，盲目追求高速城镇化，不仅造成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也带来日趋严重的“乡村病”。注重根治“乡村病”，应成为新型城镇化努力破解的新课题。

　　中国的“乡村病”，主要根植于以下“四化”的演变过程，并伴随着这些过程的演化而加重。

　　一是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快速城镇化耕地流失造成的数千万失地农民、“离村进城”的数亿农民工，以及上学靠贷款、毕业即待业的数百万农家学子组成的“新三农”群体，大多处于“城乡双漂”，难以安居乐业，正成为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焦点。

　　二是农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我国进入少子老龄化时期，农村青壮劳力过速非农化，加剧了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问题。一些乡村文化衰退、产业衰落，“三留人口”难以支撑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有地无人耕、良田被撂荒成为普遍现象。

　　三是农村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人走地不动、建新不拆旧、不占白不占，导致空心村问题日益突出，这也反映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不足。中科院测算，全国空心村综合整治潜力达1.14亿亩，村庄空废化仍呈加剧的态势。

　　四是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大城市近郊的一些农村成为藏污纳垢之地，面源污染严重，致使河流与农田污染事件频发，一些地方“癌症村”涌现，已经危及百姓健康甚至生命。“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背离了城镇化的本意。

　　从历史视野来看，“乡村病”因快速城镇化而引发，也必将由新型城镇化来根治。就当下而言，尤其需要正视问题，周密谋划，做好顶层设计。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方针。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要协同推进，加快农村改革与发展，激发乡村创新与创业的活力，促进就地城镇化、就近园区化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提升农村自我发展能力与竞争力。尤其是我国农村承载着稳农增粮的特殊使命，其“三化”协调、民生保障亟须总体制度设计。

　　加快农村体制机制创新。适应农村人地关系的剧烈变化，加快农村产权、户籍、社保制度和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培育新型农民主体。强镇兴业、城进村荣，转变城市扩张、土地财政对乡村空间依赖甚至寄生关系，建立平等、互惠、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贯彻节约集约用地战略。土地集约化、资产化倒逼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化，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股份化和宅基地确权流转市场化模式，稳妥推进农村空废土地整治与优化配置。创造条件让农民依法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土地市场收益权，使务农村民、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

　　科学规划引领乡村转型。深度探究城乡发展转型的动力机制，探索农民、土地、产业与环境协同耦合的模式，制定新型美丽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和差别化的战略，促进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引领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现代化，逐步实现城乡等值化和农村生态文明化(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