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秘书：老领导曾告诫当秘书既无权又有权

　　深切缅怀老领导习仲勋同志做为民务实清廉的人民公仆

　　田进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来到习仲勋同志的故乡陕西，纪念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他始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对人民充满热爱之情，始终实事求是，始终谦虚谨慎，始终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对激励我们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我敬重的老领导仲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半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和蔼与威严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

　　我是1981年至1988年给仲勋同志做秘书工作的。我还记得，当时是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同志亲自把我送到仲勋同志办公室的。仲勋同志亲切地对我说：“当秘书既无权又‘有权’”，要“谦虚谨慎，仔细认真，边学边干边积累”。这几句平常而有分量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仲勋同志1981年3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80年6月成立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之前的中央书记处，是“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仲勋同志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常务)工作并分管干部人事、统战(民族、宗教)和工青妇等工作。作为胡耀邦总书记的得力助手，他勇挑重担，敢于担当，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重大问题的处理，可以说他是“夙夜在公”。仲勋同志这是第二次进中南海工作，时年已近68岁(他第一次到中南海工作时38岁多一点)，我当时不到24岁。仲勋同志是我直接服务的领导，也是我的长辈。他老人家以长者的风范，既教我做事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他除了交给我工作任务外，还时常会给我讲他的过去，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实际上使我受到了党史、国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我和当时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其他同志一样，对他高尚的品德、坚定的党性、实事求是、为民务实清廉、艰苦奋斗的作风，感受深刻，受益终生。最近几年，我又参与了《习仲勋传》、文献纪录片《习仲勋》等一些编辑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再次重温学习仲勋同志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今天，在纪念仲勋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回顾在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点点滴滴，我对仲勋同志有这样几点突出的认识和感受。

　　第一，始终对党充满着感情，坚持党性原则

　　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顺境逆境，想问题、做工作，始终以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为重，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文革”前后，仲勋同志从49岁到65岁，蒙受不白之冤长达16年之久，经历了坎坷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他的内心十分痛苦，身体受到创痛，全家受到株连。但他坚信自己从参加革命开始，就对党无限信赖和忠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理想信念发生过怀疑和动摇，从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也没有动摇过对毛泽东同志的尊重，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公正解决。

　　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仲勋同志以他宽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没有计较过个人恩怨得失，他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坚持原则，不做违心的事。同时，他努力工作，要把失去工作权利的16年补回来。“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毛主席当年给他的题词真是恰如其分。他也曾对我说：“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他当年坚决支持并带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两个凡是”，也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反对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但不能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他以花甲之年主政广东，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文革”错误，很快调动了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他像当年在陕甘一样“杀出一条血路”，同广东省委一班人一起带领广东人民创建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使之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善于观大势、谋大事。仲勋同志到中央工作后，继续推动拨乱反正，继续坚决纠正“左”的错误，主张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全面改革，使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使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他着力推动干部制度改革，推动干部的新老交替，大力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清楚记得，那段日子里，他日以继夜地同老新干部谈话，对即将退出岗位的老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对即将担当重任的省部级干部，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们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他也多次向中央郑重提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更年轻的同志。他说，在我们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新秀都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也就放心了。如果我们现在不下决心调整班子，不自觉进行新老交替，那是要贻误党和国家大事的。在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的倡导下，在仲勋同志和中央一批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干部离退休步入正常化轨道。用邓小平同志话说：“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第二，始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仲勋同志曾经给我讲过几件他经历的事情。

　　一件是，在全国土改工作中，他经过详细深入地调查研究，在西北地区积极稳妥地贯彻了中央“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强调一切都要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赏。

　　第二件是，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改革“慎重稳进”的方针，如实向中央反映并代表中央妥善解决了新疆牧区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冒险激进的问题。他指出，“离开具体环境去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准的”，要“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用以教育全党，这是我们党强有力的表现，而不是脆弱的表现”。

　　第三件是，1955年，他不赞成当时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如实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至少应该在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之后再建设。他说：“科学这个东西，要老老实实，没弄清楚，没有一定的根据，没有实验，不要随便去做。”

　　第四件是，“文革”期间，他自己还处于被“监护”的困难情况下，为其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言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实话实说，决不见风使舵，不为政治压力所屈服，帮助了许多同志。

　　我在随同仲勋同志到各地考察调研的时候，经常听他对地方领导讲，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在江西考察时，他站在沙坪坝的“红井”旁，深情地望着“饮水不忘挖井人”几个大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为老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在广东考察时，他说，党的领导干部，职位越高，越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成绩和缺点。党内民主生活一定要健全，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这样党内才会有团结。

　　仲勋同志是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专家型高层领导。无论是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西北局时期，还是在中宣部、国务院工作时期；无论是在广东工作时期，还是在中央、全国人大工作时期，在这方面他都有许多新的思考和建树。特别是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他认为，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有新的认识。他要求统战干部“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许多年后，中央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在遇到有关统战工作疑难问题时，都不约而同产生一个想法，就是翻一下历史档案，看看习仲勋同志当年是怎样处理类似问题的。

　　我认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是仲勋同志的突出品格。他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第三，始终对人民群众充满着感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仲勋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坚持下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作为随行工作人员，我体会，仲勋同志搞调查研究工作有几个特点，一是到基层下的深，直接到工厂、农户家、集贸市场，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深入交谈。二是坚持看真实的情况，不准弄虚作假，不许说假话大话套话。在农村，他只要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一般的农民家，往往就直接走进去查看交谈。三是要求调研资料新，数据翔实，不许打折扣。四是对调研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对问题指出原因，并结合实际拿出解决的办法。五是每次调研都给中央写出书面报告。这几个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心系百姓、深入思考、求真务实。

　　1982年1月，仲勋同志深入云南玉溪、红河、曲靖3个地州7个县，吃住在条件艰苦的县乡招待所，走集市，进农家，先后同60多位普通干部群众攀谈，掌握了云南粮食、烤烟、油料、糖料、农副产品以及农产品交易、农民收入和农村治安等等大量第一手材料。他在给中央写的《云南十日行》报告中，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对当时党的有关政策和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同时指出当前农村工作中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这个报告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1985年11月，仲勋同志来到江西革命老区调研。为改变老区贫困的状况，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他建议有计划地组织一些老区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学习改革开放的先进经验。这个建议后来形成了异地挂职锻炼的制度。考察结束后，他发表了《千方百计把老区的经济搞上去，使老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讲话，提出了一整套治穷致富的建议。

　　1987年2月至3月，仲勋同志在广东考察，连续深入城市、厂矿、农村，广泛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写成了《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向中央提出了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要避免重复建设、要严格控制建设占地用地，以及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防止搞形式主义等一系列重要建议，对今天来讲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仲勋同志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对生他、养他的家乡，对长期生活战斗过的西北革命老区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关心老区经济振兴，关怀改善群众生活。他积极支持建设通往延安的铁路，开发陕北石油、煤炭资源，搞好陕北绿化，办好教育事业。1984年10月，他在出席振兴延安经济汇报会时对延安的干部讲，要用延安精神搞改革开放，勇于改革，锐意创新，只要方针政策搞对头，事情就好办了。

　　仲勋同志常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负老百姓，我也不答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仲勋同志心系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第四，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坚持严格要求

　　仲勋同志出身农家，热爱劳动，生活简朴，几十年如一日，过着平平淡淡、朴实无华的生活。工资的很大一部分都被他用于资助一些老红军、老战友、战争时期借住过的老房东。他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甚至很严厉。他的夫人齐心大姐与丈夫相濡以沫，志同道合，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仲勋同志疼爱子女，但管教几近苛刻。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正党风离不开正家风，党风正才能带正社会风气。

　　对身边工作人员，仲勋同志关心爱护，但同样强调纪律，严格要求，从不封官许愿，更不允许利用领导的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他在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任职上比对其他干部的任职要求更为严格。

　　以上四点就是我对仲勋同志的认识和感受，也是我终身要向他老人家学习的。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把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追求，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瘁。这番话一方面是对当代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精神的写照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