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粮票：“粮食关系”松绑后的社会巨变

    从1985年开始，北京人惊奇地发现粮店里多了一个“议价柜台”，开始出售议价粮。所谓的议价粮，是相比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而得名。议价粮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购买不受粮票限制。此时，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饮上不再是单纯地吃粮度日，每月粮票或多或少有了结余。即便家中突发状况，粮食不够吃，也可购买议价粮来补缺。粮票不再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不再占据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似乎是“票据时代”走入尾声的一个信号，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正在来临。

    取消粮票

    “小贩的米面随磨随售，十分新鲜，态度也更殷勤。”

    粮票在1993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中国的粮食改革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进行，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悄悄转轨，结束粮食的统购统销，放开粮食市场是一个重要信号。

    “实行了30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形成了以粮票为代表的中国票据时代，这种做法实际上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国家以统一的低价格收购粮食进行分配，虽然牺牲了农民的部分利益，但是保障了全社会的供给，把有限的资源通过票据控制，限制消费，促使大家勒紧裤腰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发展，确保了我国大幅度发展经济，快速完成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开文教授向记者分析。

    “从1985年到1995年开始可以说是中国农业的黄金增长10年，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价格放开之后，农民收入增加；这一放一提，促进了农业的高速发展。”199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46亿吨，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高产年，而且从1991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稳定实现4.35亿吨以上，1991和1992年分别达到4.35亿吨和4.42亿吨，1993年更是达到4.56亿吨，连续5年超过了4亿吨。“我国的粮食生产逐步实现了供求平衡，农产品基本告别了短缺时代。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供求平衡，也成为我国取消粮票制度的直接动因。”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38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票证时代彻底终结，捆绑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终于打开。

    然而，当年取消粮票这一举措，大多数人回忆起来并无太多强烈的感觉，这似乎是一场静悄悄发生的变化，市场经济已经慢慢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在粮店工作的李秀玲早已习惯了人们买议价粮，“当时大家都知道，粮价放开是迟早的事情，粮食价格的上涨对人们生活影响不大。”粮店日渐冷清，再没有往日排长队买粮的盛况，更多的人去自由市场买粮，李秀玲自己也不例外，“粮店基本就是两白一黄，品种单调，自由市场就丰富多了，黑紫米、黄米、江米、银粘、绿豆、红小豆……甚至有泰国香米和广东丝苗米，想吃什么吃什么，小贩的米面随磨随售，十分新鲜，态度也更殷勤。”

    北京人平静地开始了没有粮票的生活，告别了食品短缺的时代，米袋子和菜篮子越来越充实。“在粮食生产实现稳定供给的基础上，取消了粮票，老百姓心里有了底，心里更加踏实，需要买多少粮食都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这意味着充足的粮食供应，也体现了一种生活的进步。”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拉平教授这样总结。

    农民进城

    车厢大梁上的弹簧全被压扁！

    与粮价同时放开的是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粮票的取消事实上为农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

    在票据时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关系人只能限定在某具体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而在长达40年的历史中，农民们并没有“粮食关系”，没有粮票到了城市等同于没法吃饭。

    “粮店比派出所的户籍管理还厉害。”李秀玲告诉记者，“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没有。”计划经济年代，控制人口的工作主要由粮食局和公安局组成，如果没有向粮食局事先通知，就是户口进来，也是没有商品粮证的，粮食关系成了城乡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1993年夏天，张芸的家中住进了一位客人、来自老家河北农村的16岁的表妹，前些年，张芸一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老家来亲戚，来了人要占用张芸一家人有数的粮食定量，粮食肯定会不够吃，因为农村户口的奶奶在北京养老，已经分了一家人的口粮，再来亲戚实在吃不消了。然而如今表妹的到来并没有给他们增加太多的麻烦，因为不用再担心粮票的事情。“表妹来北京是做小保姆，一个月可以挣80元钱，给我们30元作为饭费，足够了，剩下50元除了自己花费还能存下不少钱，一年可以给家里四五百块钱，这在农村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不久，表妹那个村子的几乎所有女孩都跑到北京来做小保姆，“挣到钱后的她们和城里的女孩打扮得一样时髦，几乎看不出是乡下来的。”

    粮票取消的这一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全国多个大城市，民工潮汹涌地流动，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奇观，更是中国铁路部门面临的新苦恼，这一年元旦、春节在同一个月，春运客流空前集中，全国铁路春运旅客发送量达到2000万人次。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1月2日到达北京的164次车上，车厢里从厕所到行李架上全是人。车到郑州，车厢大梁上的弹簧全被压扁，最后不得不从每节车厢拉下来70多人。”

    “农民进城最早被称作盲流，抓住会被遣返。”冯开文教授告诉记者。取消粮票之后，终于打破实行了30多年的城乡隔离政策，使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在这之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浩浩荡荡地涌进城市，由此形成了中国大地上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到90年代末，农村三分之一的剩余劳动力都进城打工，促成了我国城镇化的突飞猛进。数字显示：1995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29％，到2001年底，又上升到37.7％。“城乡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鸿沟正在消失。”

    全民经商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1993年，粮票取消，也是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第一年。

    “粮票的取消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更重要的是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冲击，使商品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前的几十年，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人们拿着粮票都说是去‘换粮食’，这意味着是国家发的，是定量配给的，而取消粮票，粮价放开之后，人们变成拿着钱去‘买粮食’，这一个字的差别体现出粮食由配给品变成了真正的商品，票据时代终结后，人们发现有钱就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这大大刺激了人们挣钱和消费的欲望，商品时代来临了。”冯开文教授这样评价上世纪90年代的观念巨变。

    “粮票没了，股票火了。”是那时真实的写照，余帆那一年正在人民大学上大三，即使是学生，也可以在校园中感受到那种全民经商和投资的热潮。“身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倒东西或者炒股票，经常看见有人故作神秘地问，有夏利吗？有盘条吗？都像行家似的，其实有的人连盘条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只是知道夏利和盘条是最紧俏的东西，如果有路子搞到手，不愁买家出高价收购，好多学生也不甘寂寞，蠢蠢欲动想加入倒爷的行列，那时候流行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中国青年报上曾刊登了一组漫画，配写的说明是这一年中国的流行语，这些流行语中大部分与经济活动有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全民经商热悄悄地席卷了全国，全国上上下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冒出了无数个“新摊子”、“新项目”，银行里的钱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由投资热引起的新一轮物价上涨一度引发不满之辞，手拎“菜篮子”的城市居民发现，高档进口家电一夜间上涨了千余元，国产洗衣机和其他家电价格也以20%、30%的涨幅往上蹿。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一季度上涨了15.7%，老百姓感觉到手里的钱贬了值。

    北京市5月10日宣布取消粮票后5天，国家即上调银行利率1.19个百分点，显示中央对通货膨胀的危险的强烈警惕，经过政府一轮宏观调控，终于抑制了物价，股市也止跌企稳，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这一次风波使人看到了市场的风险和起伏，最终平稳过渡，像1988年那样的大规模抢购风潮并没有发生，中国人已经开始在市场经济中试水。 J024

    制图 冯晨清 H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