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读全会公报：全面深化改革期待三个转型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昨天原本是平常的一天，但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却让这一天格外的不同。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大会闭幕后发布的公告。昨天晚间，公告如期出炉，洋洋洒洒一共五千余字。这五千字都说了什么，有哪些关键点，又如何来理解？接下来，《新闻纵横》就带您一起来读公报。

　　全面深化改革期待三个转型

　　读之前，首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对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到两个关键词：有期盼，有要求。

　　迟福林：我们国家经济转型处在一个关节点，社会转型应该处在一个临界点，治理转型也处在一个关键点，改革已经成为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矛盾很多，尤其是老百姓很多具体问题能不能从改革中继续获益，我们能不能走向共同富裕，能不能有效的抑制腐败等等，老百姓都是想从改革中寻求方案，从大的方面大家有期盼，从具体方面大家有要求。

　　翻开公报，开宗明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正是公报的主要内容。引入注目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这六个字。在迟福林看来，所谓“全面改革”，是过去常提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升级版；而“深化改革”，则是对既有改革的拓展。

　　迟福林：我们改革35年以后，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治理转型方面的矛盾都凸显，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才能解决我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等多方面矛盾问题，所以全面改革应当是改革走到今天一个现实要求。因为有些改革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今天我们需要针对目前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怎么进一步的去解决。我们有些改革明显的不到位，并且有些改革怎么能够进一步把它推到位。改革走到今天不仅是全面改革，而且是全面分化改革，更进一步地说，是顺应历史转型的一个大趋势，做出历史性的决定和实现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首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提法。

　　李扬：全面的回答权利的来源、权利的行使以及权利的制约的一套组织制度是个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现在才引进这个词，其实已经说明我们现在还不够现代化，它还有一个纬度，就是它涉及到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确认这三者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不是此消彼涨，而是一种正和博弈，就是说它客观上需要在这三者之间建立一个和谐的相互促进的，1+1+1大于3的一个结果，要有这样一套黏合剂来使我们的治理体系产生最大的效用。

　　公报中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市场作用由以前的“基础性”作用的表述变为“决定性”作用，这一变化，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称之为“飞跃”。

　　李稻葵：这个提法是一个飞跃，就是现在是明确提出让市场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我想这后面会有一系列的具体的改革措施以及各种改革动议提出来，这个提法就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很多领域比如卫生领域，政府的作用目前是不到位的，政府应该在一些公共卫生的领域应该加快投入，应该真正起到一个提供公共品的作用，所以这两件事情通过这次公报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

　　简政放权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改革”被寄予厚望，改革的具体目标也在随后被明确表述：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目标要如何达成？接下来，公报详尽阐述了包括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设市场体系，财税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多项内容。这也是本次公报的主体部分，占到了整个公报近一半的长度。

　　市场怎么管？国企怎么改？政府权力怎么放？城乡差距怎么缩小？对国家，在改革的大棋盘上，棋子虽小，却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老百姓，这些宏大命题往往能影响到每天的三餐和出行。

　　在数千字的全会公报中，“市场”的问题率先得到解答。让政府不再越位，让市场解决自己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将其概括为“深化市场化的改革”。

　　慕海平：总的取向还是要深化改革，还是要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而且把这个基础性作用变成了决定性作用。当你看这句话的时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我想它同时也给政府提了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在过去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时候，我们政府表现有些方面是越权了，有些方面可能还缺位，该发挥作用没发挥好，形成了很多市场外部性带来的短板，借此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越位要回来，要把决定权交给市场，但是政府怎么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市场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该更好的发挥作用。

　　按照公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李稻葵表示，一些地区现行的住房限购政策正是政府“越位”的表现。

　　李稻葵：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也好、上海也好，它的限购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准户籍政策，是一种限制人口过快膨胀的政策，北京、上海之外一大部分城市目前房价出现了一定的松动甚至于往下走的格局，在这些地区逐步逐步的已经形成了退出限购政策的条件了。

　　“简政放权”四字由此引出。公报中写道，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作为一项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政府改革在这张“顶层设计”图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具体怎么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

　　迟福林：服务型政府最本质的内容就是要政府在实现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福祉方面有所作为，发挥政府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放权需要加快行政审批体制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在三中全会以后会更快更大范围的推进，力度会更大。怎么才能做好这一切，恐怕取决于全面政务公开，只有全面的政务公开才能够约束政府行为，建设阳光政府，在这些过程中要解决政府自身利益倾向，使政府更好的发挥它的服务职能，这个公报里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89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上榜，其中有67家是国有企业。国企在改革全局中的位置已经不容置疑。公报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分析，国企改革发展并不是一枝独秀，而是引领百花齐放。

　　李锦：更多的大型民企进来，会为中等企业或小企业腾开了了空间，大企业在转型升级中整体产业的高端化，也引导中小企业向高端化发起，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国企、民企的利益在新蓝图中得到有意识的平衡，农村与城市的同步发展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看来，无论是对土地流转还是农民增收，这一提法都是积极的政策信号。

　　韩俊：最重要的就是强调了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农民的财产权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权，这些权利是法定的，而且提出要更多。我的理解就是权利要更加充分、要更有保障，比如要适当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处分权，这样的目的就是稳定农民的预期，促进土地有效的流转，这样一来愿意留在农村可以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增加他务农的收入，到城里打工的人他可以安心打工。同时权利明确了，流转就会更加的有序，农民还可以得到土地流转的收入。

　　在这份五千余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结尾处，另一行字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坦承，一方面，这显示我国政府由“说”到“做”的改革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此轮改革的艰巨。

　　李扬：虽然原则确定了、方向确定了，但如何去落实、一步步去实施，还困难重重，还需要我们努力。因为即使有些原则还需要具体化，比如说如何从一种单纯的城镇化的概念到一个城乡一体化综合发展，这其实需要很多人思想观念的改变，比如保护产权，要从单纯的说好象是在保护私有财权，也要考虑国有财权也有保护的问题。(记者 沈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