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建立包容性制度才有光明未来

　　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遗憾的是，有些人不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茁壮成长归因于改革开放，却把它归因于“强势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超强权力，于是在“半市场、半统制”的体制中，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统制不但没有削弱，相反还不断增强。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以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旧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诸如资源匮乏、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官员利用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行为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20世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告诉我们：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从宏观层面来看，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 (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

　　从微观层面来看，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一是正确划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范围；二是在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之间进行适当的搭配。分清楚哪些问题应当由市场解决，哪些问题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哪些问题需要由市场和政府协调解决以及二者如何协调。

　　我们现在的体制是一个从旧体制转向新体制的过渡性体制。这种过渡性体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在规则基础上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强化政府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管控，使中国经济堕入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我认为，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因为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提升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否则，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例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于转型、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蔓延滋长等也都很难得到遏制。如果说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成绩是基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话，那么今后的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但是，应该认识到，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政府机构和执政力量的领导下进行的，原有的政府机构是干预权力过分巨大而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全能政府”，其本身与旧的体制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存在一种危险，即改革的决心和意志被旧体制的习惯势力所软化，过分迁就反对改革的力量，在本来可以推进改革的时候迟疑不决。所以，政府必须下决心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同时管好自己必须管的事。

　　从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面对目前的现实，很多人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这是有理由的，但是，需要弄清楚强化政府作用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抑市场和取代市场？正如许多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坚定地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恶性循环。(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