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目的在消解阶层间隔阂 取决于体制内外相互配合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推进改革，需要官民充分互动

　　改革的推进仍应当是相机选择那些比较成熟的领域推动。所谓成熟，标准其实就是一个，地方试验已经证明，民众创新的制度是可行的。那就承认它，以政策、法律的方式在全国推广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9日在北京召开，12日闭幕。全会听取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大会结束后发布的公报，告诉中国民众和全世界，中国将启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总体性改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推动这场总体性改革？需要改革操盘者具有足够政治智慧，需要营造体制内外、精英与大众的团结。

　　所有人都清楚，与80年代和90年代初前两轮改革相比，本轮改革难度更大。这首先是因为，高层再三表示，这场改革将是总体性的，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前两轮改革未能涉及、而在过去几年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之障碍的硬骨头。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增添了改革的难度，那就是，过去十几年来，利益格局相对固化，每种特权、每种行政审批权、每项管制权都有巨大利益，而改革可能涉及的人员、群体也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改革意味着利益的大规模再分配，可能引发既得利益者的巨大反弹。

　　因此，即将展开的本轮总体性改革欲有所成就，就需要改革的设计者、操盘者具有足够政治智慧。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革之勇，更需要政治之智，如此才能成就为民之仁。孔子所说智、仁、勇三达德，在总体性改革过程中缺一不可，而智最为重要。

　　过去两轮改革，可以给人们不少启示。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特别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科斯教授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是“边缘革命”，也即，民众自发创新，地方政府默许，取得显著成功，中央政府水到渠成，予以承认。

　　所以，此轮改革蓝图虽然是总体性的，但改革的推进仍应当是相机选择那些比较成熟的领域推动。所谓成熟，标准其实就是一个，地方试验已经证明，民众创新的制度是可行的。那就承认它，以政策、法律的方式在全国推广。如此推进改革，可控制改革的风险。已通过地方试验，故改革方案不只是好的，而且在实践中是可行的。相反，智囊机构提出的诸多方案看起来很美，却未必易于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地方试验已经构筑了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

　　改革需要最广泛的支持。因此，本轮总体性改革欲有所推进，必须营造体制内外、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团结。

　　80年代、90年代初两轮改革之所以相对顺利地展开，就是因为体制内外精英尚有沟通渠道，而精英与大众之间还有共同话语和利益。最糟糕的变化就是体制内外沟通的渠道逐渐不畅，双方处于相对隔阂的状态。而互不信任，就无法形成任何共识。另一方面，官、商、学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利益和地位分化日趋扩大，乃至于极化，这包括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阶层固化，以及双方心理上相互封闭。

　　从根本上说，改革的目的就是消解群体、阶层间隔阂。“国泰民安”常被人们当作国家的理想状态，这里的“泰”出自《周易》泰卦，它描述了国家的最佳状态：“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改革就是要追求这样的目标，体制内外没有隔阂，相互信赖，密切互动。

　　而化解体制内外、精英大众之间隔阂，也构成改革推进的条件。没有体制内外的沟通、对话、共谋国政，没有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团结，就不可能形成各项改革的理性共识。体制内、精英封闭起来进行改革，改革必然走样，改革很可能引发混乱。过去十年来的有些所谓改革，就是因为封闭，而走向背离市场化、法治化之路，激化社会矛盾。

　　在这方面，官方、民间都需要承担更大责任。今日欲推动总体性改革，首先需要党政体系自上而下建立全新的政治风气，领导人、各级党政官员应以更为开放的胸襟，与社会各群体、各阶层沟通，在互动过程中探寻改革的可行方案。应该说，目前体制内外存在沟通的条件和渠道。重要的是开放的心态，这样，才能让各阶层切实地感受到改革的诚意。另一方面，改革方案的落实，必须时刻注意增进大众的权利和利益，起码要给民众以希望。如此改革才能获得民众支持。

　　即将展开的这一轮改革是令人期待的，但改革进程如何，取决于改革者的改革政治智慧，取决于体制内外的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