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取消一般公务车要敢于触动既得利益

　　公车配备有了新规定。中办、国办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得以保留的公车，仅省部级以上官员专车，以及特别用车而已。特别用车，又明确为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公车改革数十年，这个规定算最狠。以前的公车改革，一直在试点，却未得到推进，终于使公车消费成为与公款出国和公款吃喝并列的“三公”之一。

　　此次发布的党政节约规定，涉及国内差旅和因公出国、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办公资源节约等事项，可谓包罗公务消耗的方方面面，但媒体关注的重心，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公务用车，可见公务用车问题的社会关注度之高。近几年，“三公支出”被要求公开。近一年间，先是公款吃喝、公务接待，后是公款出国考察相继被叫停，到此次节约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三公”终于均受限制。效果如何，且看明后年的“三公支出”报账。

　　近几年，降低“三公支出”并非没有行动，但基本上是采用按比例降低的办法，比上年降低15%或者20%，说起来是不小的成效，看上去没有哪个机关和部门不能完成，整个社会的观感却难言欣慰。黄仁宇经常谈传统中国“数目字管理不足”，现在中国可是无处不“数目字管理”，无处不“量化考核”，但问题也没见减少多少，到处是数字游戏，“三公支出”也一样。

　　近段时间的“三公”治理，逐一推出，总成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摆脱了“数目字管理”，但申禁力度上可谓峻急。一夜间禁止餐桌上的公款浪费，一夜间叫停公款出国考察，现在又是一夜间宣布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没有风声，只有“大势”。客观来说，社会感观上要好于以往。当然也有吃喝转入隐蔽的报道，但餐饮业和“国际旅游业”都表示大受影响，也是事实。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是否会带来车市的变化，可观后效。

　　回头看二十多年的车改，模式探索了不少，引起的麻烦也不少。有的车改是在车子上装GPS，监管其行踪，同时“公车货币化私用”，据说也有效果。有的车改是货币化发放补贴，补贴可以发到区长每月领取七八千元的程度，据说也节省了开支，但社会闻之震动。更多的地方是按兵不动，公车越来越多，科级干部都有专车了，只需叫“相对固定用车”就可以符合规定。有的官员一个人得有几辆车，轿车一辆，越野车一辆，商务车一辆，用途不同，专车不一。车子在车改中不是越来越令人满意，而是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

　　这次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没有叫车改，而是叫“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如果得到落实，将是巨大的进展。不叫改革，实为改革，它将使一种级别化的待遇不得不结束。当然，现在还只是条例出台，具体办法还没有出现，公车改革涉及面之广，牵扯的利益之巨，很可能形成一种观望之势，听从上令而行之，比起主动尝试变化，无疑是更稳妥的策略。改革进入了“顶层设计”阶段，既是既得利益力量巨大所决定，也意味着基层的“探索”能力和主动性在削弱，就连公车改革都需要由上层来一体推行。

　　可以想象的是，从“顶层设计”而来的变革，具有从上到下的特性，也不免产生类似“一刀切”的效果。副省级以下官员不得配备专车，也须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城市官员的出行效率可能形成影响，但还可以通过市场化、社会化途径解决，对县级治域的官员来说，一个县长没有公车，将怎样有效地到达其治理范围内的乡所，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很多年前，一个县长尚且有一辆老吉普车，现在是否必须通过自己驾车或租车去办理县内事务，恐怕难以想象。

　　此外，因为“级别”或虽称取消但实际上比照级别的现象普遍存在，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机关不设一般公务用车后，其他公有制事业或企业或也将不得购买一般公务用车，也未必一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无论如何，公车这块难啃的骨头终于要有所触动了，这会燃起民众对善治的一些希望，算是正效应。(刘洪波)

　　(作者为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