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不能拿“高配”当作干部激励手段

　　中共中央日前发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纲要》规定，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规范干部职务名称，严禁擅自提高机构规格和干部职级待遇，防止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俗话说，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如果“头”小“帽”大，难免不伦不类，“干部高配”就是这样子。正常状态下，县委书记就是正处级，而现在不少地方县委书记头上已戴上“厅局级”高帽。有些部门“干部高配”到什么程度，某省农业厅厅长曾在去年的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自曝：该省农业厅有19个副厅级以上干部，其中7个是正厅级。

　　干部高配，违反权、责、利一致的原则。干部高配之后，其行使的职权和承担的职责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其所获得的利益却只为级别的提升而增加，以致出现权责不对等，违背基本行政伦理。干部高配，助长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个别“一把手”高配之后，腰杆更硬，说话更冲，可能更加独断。干部高配，要配的不仅是一顶“高帽”，工资、津贴、车子、住房、医疗、出差、接待、秘书等等一系列待遇都往高一个档次上配，行政成本也就随之水涨船高，公众负担更重。

　　官员的配备事关公共利益，从来就不是小事，应该依法依规，遵循定制，而不能随意。于2002年7月9日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三条也明文规定：“不准超职数配备领导干部，或者违反规定提高干部的职级待遇”。由是观之，干部高配显然属于违规操作。令人叹息的是，许多地方还把干部高配当作一种激励手段“创新”，说什么为基层官员破解“天花板困局”。

　　干部高配，原因何在？部分原因出乎不甚合理的薪酬与福利制度。现行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构成体系中，级别的权重最大。也就是说，一位有20年“处龄”的处级干部与一位新晋处长其工资与福利待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位官员的晋升通道被封死的话，政治待遇自不待言，工资与福利待遇也将原地踏步，不会有很大的提高。是故，就地提拔的高配，有时只是为了解决官员的政治与物质待遇。倘若公务员的薪酬与福利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相对降低级别的权重，更多体现官员的能力、实绩与贡献，必然有助于改变官员通过追求级别来提高待遇的现状。

　　部分原因出乎“能上不能下”、干部职务终身制，就像踏进一条滚滚向前的电动扶梯，只能往前走，往上升，不能停在原地(当然，只要不犯错误也不会后退)，而残酷的现实永远是职数少、官员多。当“能上不能下”成为官员潜意识乃至潜规则，一些久不能上者不免心灰意冷，或怨天尤人，或跑官买官。于是，高配就成为安抚、激励官员的奖品。“能上不能下”解决起来比较复杂，事关公务员任用体制，牵一发而动全身。终究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公务员“铁饭碗”不可能永远端下去，只要“铁饭碗”不在了，疏通了官员的“出口”，相信干部高配也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