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高官里的中国面孔:沙祖康获掌声 朱民自称小人物

克卫 制图

　　本月初，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国际高官里又多了一张中国面孔。

　　近年来，在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中国人担纲、领衔的越来越多，既展现了官员们的个人魅力，也凸显了国家日益强大的实力。

　　既然来自同一片土地，担任国际组织高官的中国人身上必有许多共性———海外教育背景良好，国际组织从业经验丰富，很多是在欧美留学后通过应聘直接加入的。比如，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陈冯富珍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文学学士及医学博士，张月姣是美国乔治敦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

　　除了通晓英文和专业素养，这群人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们既熟悉中国国情，又深谙世界游戏规则。这让他们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比一般人更加游刃有余。

　　史久镛：首位担任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籍法官

　　2003年2月6日，国际法院中国籍法官史久镛先生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他是自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首位担任院长的中国籍法官。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贺电中写道：“您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您卓越学识和公正品格的肯定。这是您个人的荣誉，是中国法学界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荣誉。”

　　1926年10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史久镛从小在上海长大。1944年夏天，史久镛以优异成绩考入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史久镛晚年曾回忆说，自己当初上大学时之所以选择法律和国际关系专业，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正值二战末期，面对残酷的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苦难，年轻的他希望用法律知识为人类服务，以法律促进国与国间和平解决争端，避免爆发战争。

　　4年后，史久镛进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1951年11月下旬，史久镛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新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伍修权将军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来，朝鲜战场捷报频传，美国被迫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史久镛再也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埋首书案，还没有来得及戴博士帽即于1954年秋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史久镛一直从事国际法的教育和研究工作。1980年以后开始担任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并于1984年开始作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法律顾问参加谈判。

　　1987年，史久镛被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一直担任到1993年，他也是唯一一位连选连任的中国籍委员。1994年史久镛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任职期间，史久镛在判案中显示了自己出色的司法水平和判断能力，在国际法院中逐渐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并相继于2000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2003年连任国际法院法官并同时当选为院长。

　　对国际法学专家而言，能当选国际法院法官无疑已创造了事业的辉煌，而当选国际法院院长，更是国际司法界至高荣誉。史久镛始终坚守国际法官的神圣誓言：“我在国际法院的唯一身份就是法官。我的法律信仰就是按照现行的国际法从事审判……”

　　陈冯富珍：忘记国籍，做个勤勤恳恳的国际公务员

　　忘记自己的国籍，做一个勤勤恳恳地为全世界服务的国际公务员，这是衡量一个成功国际组织掌舵者的标志。各个国际组织任命新领导人时，各国间的政治角力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指望“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后会照顾自己国家的利益，充其量只是一种影响力的象征。

　　回顾陈冯富珍的经历，似乎看到新的游戏规则正在悄然建立。

　　2006年11月8日，陈冯富珍成为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而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公共卫生领域服务了28年。作为前香港卫生署署长，她在1997年禽流感、2003年“非典”疫情中展现出来的敬业、果敢和干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作为一名女性官员，面对巨大压力，她在处理“非典”危机时的冷静果敢，让人钦佩。而这也使她获得了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的青睐。

　　从香港到日内瓦，如今作为全球防控传染病和流行病的“当家人”，陈冯富珍每天需要面对的是全球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风起云涌。在加拿大的留学经历和在香港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沉着、细腻的个性，让即使以善于提刁钻问题闻名的西方记者也不得不佩服她深入浅出回答专业问题的职业水平。“我是一个国际公务员，我将为世卫193个成员国服务。”陈冯富珍说道。

　　沙祖康：到了哪座山，就唱哪个歌

　　2004年，美国又一次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议案，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的沙祖康予以反击。他指出：“我们想买几面镜子免费送给你们。因为你们发表的白皮书里缺了一块，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写了一份材料，叫《美国的人权白皮书》，这是一面镜子，希望你们看看写得怎么样。我劝你们最好睡觉之前不要看，因为看美国人权记录，特别是睡觉之前看了以后，晚上会做噩梦的！”

　　沙祖康4分钟的答辩，5次被掌声打断，包括美国代表团也不得不叹服。

　　2007年2月起，来自中国江苏的沙祖康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到了哪座山，就唱哪个歌。”沙祖康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时笑着说道。

　　在即将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沙祖康表示“我到联合国，带去的是中国文化、中国的思维、中国的一些行为方式等等”。

　　沙祖康带去的是直率敢言、善于沟通的“沙式风格”。在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前，沙祖康的“沙式风格”已经闻名外交界，其风格源于自身丰富的外交经验。

　　自1971年大学毕业投身外交事业，沙祖康经历了诸多外交风云。他曾处理过举世瞩目的“银河号事件”，负责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处理第一次朝核危机等重大外交事件。沙祖康的外交经历展现了智慧与力量。5年日内瓦大使生涯，无数次代表中国发言和谈判，他从来都不辱使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

　　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之后，沙祖康行事依旧彰显“沙式风格”。

　　沙祖康直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不合理，亟待改革，号召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他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构中争取相应的话语权。“沙式风格”成为沙祖康的一张名片，他则成为联合国总部一张典型的中国面孔。

　　林毅夫：国家的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

　　作为在国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放眼世界的经济学人，林毅夫其名可谓如雷贯耳。

　　2008年2月，经济学家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兼高级副行长。这一任命令世人瞩目，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纪录——首位在世界性金融机构担任要职的中国人。

　　林毅夫的脱颖而出并不意外。早在酝酿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提名人选之初，时任世行行长的佐利克就明确了从发展中国家遴选的原则；林毅夫不仅来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其学术成就深深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他对“中国奇迹”的经济学阐述早已受到国际的认可。

　　2012年6月，他卸任回国。在世行任职的4年，他的工作和成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结束任期时，世界银行评价说：在他任职的四年中，加快了中国和世界银行、各国政府的进一步沟通，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有独立的贡献。

　　而他自己则表示：国家的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我能成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的一个例证。

　　在任职的四年里，林毅夫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应对全球突如其来的金融经济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

　　不仅如此，四年间他走访了世行188个成员国中的60个，其中去了非洲14次，是世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中去得比较多的。他的观点是，和同样处于转型中的拉美国家不同，在非洲更有市场。在林毅夫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非洲，看待自己的援助策略。

　　林毅夫在世行期间的最后一篇博客里说：“过去四年自己与农民、工人、商人、民间社会和政府官员的交流让自己确信建立一个‘零贫困’的世界是可行的。”

　　朱民：自称“小人物”的“中国绅士”

　　2011年7月26日，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他是进入该组织最高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人。

　　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可谓“破了例”。这是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首次打破管理层“一正三副”的模式，为朱民增设第四个副总裁职位。

　　1952年出生的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后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6年，朱民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此后回国发展，到中国银行任职，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及副行长；2009年10月，朱民调任中国央行副行长，2010年2月，他被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开始在IMF就职。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深刻理解，我期待着他的支持。”

　　朱民兼具政府、市场与学界背景，有着杰出的个人才能。丰富的经验与娴熟的业务能力，成为出任IMF副总裁的制胜王牌。

　　这位IMF的高层管理者，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称自己为“小人物”；但国际同行更喜欢叫他“中国绅士”。(王一综合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国际先驱导报》、新华网、《�蛲�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