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后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要走得动就会来

　　中新网南京12月13日电 (记者 朱晓颖)普通的老人，不普通的经历。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过去整整76年。即便是从战争劫难中幸存下来的襁褓婴儿，如今也已白发苍苍。战争烙印无法从这些老人心中抹去，而他们面对晚年生活也一同常人淡定坦然。

　　今天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6周年祭日。

　　数字对幸存者来说等于无概念。不管今年是“纪念的第多少年”，只要能走得动，他们就会出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广场上，参加千人规模的和平集会。

　　今年也不例外。

　　在仪式开始之前，已经有很多老人提前来到纪念馆。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他们在开着暖气的休息室里先行休息。期间，相互熟识的老人们有的相互闲说几句、互道寒暖，有的聊起今年哪位老人又“走”了，有的在座位上沉默不语。

　　今年84岁的夏淑琴是他们中的“名人”。5年前，她因反诉日本右翼作者侵权案二审胜诉，被称为“勇敢的老人”。

　　她依然穿着每年固定穿的紫色棉袄，因早上到馆有点迟，还在生自己的气，嘴里嘟哝着“糊里糊涂的”。

　　“我清楚记得今天是76周年(祭日)，不管怎么样，历史不能忘，年年都不能忘，南京大屠杀历史是血的历史，满地都是死人……说起来非常难过，一想起来就掉泪，虽然说‘哭墙’不哭，我还是想哭。”夏淑琴说。

　　76年前，夏淑琴全家祖孙九口人中七口遭日军杀害，当时她只有8岁。

　　“去年，去日本做了12天证言，今年还不知道会不会去。”老人还没什么计划。

　　去年刚得过脑梗的李高山听力明显不如往年，记者发问需凑近耳边重复多次。他裹着厚厚的围巾，戴着毛呢帽子，说话时身体不时微颤。

　　今年89岁的李高山有着南京保卫战参战老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双重身份。

　　“(脑梗)来得比较急，现在还有点后遗症，手有点麻”，但他依然在儿子的陪同下赶到纪念馆，“不能回忆，回忆起来很难过……我们现在就是把历史交代给下一代。”

　　每年和平集会的广场上，梅寿兰总是坐在轮椅上，寒风中排在幸存者座次的第一排。老人今年84岁，一如既往地不善言辞，有什么话，总是交给大女婿梁心流“代言”。

　　“她没有什么文化，想表达说不出来，一谈到过去就哭，没有办法。”梁心流说，本来老人就很少外出，今年还在家摔断了右胳膊，现在恢复得还行，但不能自理；老人很倔，只要能动，每年都一定要来纪念馆。

　　今年80岁的佘子清一早就在休息室忙里忙外，一位纪念馆工作人员忙乱中找不到不大熟悉的幸存者，都跑来问他。

　　佘子清可能是对幸存者最熟悉的一位，他平时在纪念馆做志愿者，已坚持近十年。

　　带着皮帽、身形瘦削的他，看上去精神矍铄，身体状况不错。他告诉记者，2004年时，他一周中有6天要来纪念馆当志愿者，现在年纪大了，从2008年起，每周来一天，干些维持秩序、保洁、给年轻人讲解历史的活。

　　“退休拿3600元，够吃够用。这些活不吃力，我也很高兴，能为国家做点好事。我的愿望就是下一代记住历史，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他还告诉记者他的“生死观”：“当年，我没有被杀死，经历了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就是好好活下去。”

　　虽然已是76岁高龄，白发苍苍的阮定东老人，作为今年新认定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成了健在100多名幸存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早上刚刚去“哭墙”摸过爷爷的名字，他说话语气还有些沉重。

　　“爷爷的名字上了‘哭墙’，了了我一桩心愿。”他说。

　　今年7月，阮定东的爷爷的名字阮家田，作为新增遇难者名录中的一个，被刻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黑色石壁中，阮定东一家人有了祭奠亲人的地方。

　　一边揉着自己的脑袋，一边囔囔抱怨找不到纪念馆出口，今年83岁的刘素珍本想去纪念馆工作人员那里咨询医药费报销事宜，不曾想迷了路，还一头撞在玻璃门上。

　　“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现在来都有些气喘了。”她感叹着。

　　老人今天四点半起床，独自一人，拎着布袋，提着小板凳，转了一趟公交车，赶到纪念馆参加集会活动。“两个小女儿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淮安，不麻烦她们了。”

　　小板凳也没派上用场。“(集会上的幸存者们)第一排坐轮椅，我在后面，他们都站着，我也不好意思(坐)。”

　　说起晚年生活，老人乐呵呵的，笑起来满脸皱褶，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看病时，我和医生护士有说有笑，她们都喜欢我，都说我好，我心态好。”

　　老人说，自己独居，平时社区居委会经常打电话来问候，她也经常出门和楼下的同伴们晒太阳、聊天。

　　“现在的生活和过去已经不能比，过去太苦了，现在太好了”，但她又伸手去抠眼窝中的泪水。

　　没说多久，老人起身，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走出门去赶公交车，并婉拒记者护送的请求：“没事的，我能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