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往事：中国出版史空前绝后的奇迹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人员合影(右一为作者)

　　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74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版8000万部的新华社通讯。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运动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竟能出版3.68亿册(折合9211万部)，堪称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方厚枢

　　1962年8月进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工作

　　曾任“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人员

　　1980年后历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编审、《中国出版年鉴》主编等职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北京市新华书店在王府井大街等六个门市部投放一万部《毛选》，不到两个小时就抢购一空。个别城市还因投放工作不到位，发生“闹事”的现象。

　　《毛泽东选集》新版(一至四卷)从1951年10月至1960年9月出齐，到1965年的15年间，各种文版累计印数4586.8万册(折合1146.7万部)，由于实行计划分配，长期供不应求，在书店门市部一直脱销，读者责难颇多。

　　文化部1965年1月召开《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工作会议，请《毛选》出版委员会的田家英作报告。田家英对《毛选》供应不足的原因作了说明：《毛选》一、二、三卷主要是进城以前编的，当时材料不够，注释不够满意，要重新审订，近几年又发现了许多主席以前的著作，有的也要加进去。因为考虑要出第二版，所以对《毛选》第一版控制了一下，为了照顾读者急需，后来就决定出《毛泽东著作选读》，选的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可以长期印刷发行。

　　1965年3月，文化部通知全国出版部门，除了保证学生课本的需要外，要将《选读本》的印刷列为第一位的工作，争取年内做到基本上满足读者需要。同时安排印制《毛选》(一至四卷)普及本100万部以应急需。北京市新华书店于国庆节在王府井大街等六个门市部“投放”一万部《毛选》，不到两个小时就抢购一空，个别城市还出现了因“投放”工作不到位而发生“闹事”的现象。

　　1966年2月10日，文化部党委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供需情况多年来一直十分紧张。据人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在北京、湖北等地调查估算，至少需1100万部以上才能基本满足需要，《报告》中说，“按照必须高质量印制以及纸张供应、印刷能力的具体情况，要在一年内重印《毛选》一千多万部(等于过去十五年的总印数)是办不到的，只能分批予以满足。”《报告》提出1966年重印《毛选》500万部的安排。中共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的报告，批转全国执行。

　　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下两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乙种本。到1965年底，全国共印制了《选读》甲种本2291.4万部，乙种本5602.8万册。

　　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后，于1961年4月授意《解放军报》选登毛主席语录，《解放军报》即自5月1日开始在报眼上开辟了“毛主席语录”专栏。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选编了语录200条，于1964年1月印成16开本《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共收语录355条，印成52开本，于1964年5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范围限军队内部。由于地方出版部门要求加印，人民出版社报经领导批准，从1964年9月开始，向地方供应总政版语录纸型，到1965年底，全国共印制2800余万册。

　　除了以上几种毛主席著作外，还出版了毛主席著作各种专集本、汇编本、单著本，从1949年10月至1965年12月，共印了68290.5万册。

　　一切可以用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纸张全部拿出来；应出或可出可不出的新书坚决不出，再版图书一律不印。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成为全国出版部门的首要任务。文化部新党委于1966年6月30日向中央上报《关于加速印制毛主席著作的请示报告》中说：文化部将动员全国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千方百计扩大毛主席著作的印行数量。《报告》根据中宣部部长陶铸提出“停印可以不出的书刊，大量印制毛主席著作”的指示，提出拟采取的“革命措施”是：打破过去指定少数印刷厂包印的老框框，全国凡是有一定条件、可以印毛主席著作的印刷厂都可以承担印制任务；把一切可以用于印制毛主席著作的纸张全部拿出来；应出或可出可不出的新书坚决不出，再版图书一律不印。各出版社要经过逐本审查，分别提出停版、修订再版或再版意见，凡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重印；一般刊物可以考虑合并，有的可减少篇幅或延长刊期，有的暂时停办，等等。

　　“全年书籍用纸共7.2万吨，计划用4.6万吨印制毛主席著作；全年课本用纸7万吨，用纸有余，也可印毛主席著作。”

　　7月12日至16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毛主席著作印制工作会议”，落实1966、1967年大量印制毛主席著作计划。石西民副部长在报告中提出：1966年全年书籍用纸共7.2万吨，计划用4.6万吨印制毛主席著作；全年课本用纸7万吨，由于学制改革，课本用纸有余，也可用来印毛主席著作。全国书刊铅印生产能力现有500多万令，今年计划用50%来印毛主席著作。

　　8月8日，全国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新华社消息。报道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消息中宣布：《毛泽东选集》1966、1967年两年全国计划印3500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在今明两年内做到充分满足需要。

　　12月10日，文化部党委向中央写报告，说根据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1967年全国印制《毛泽东选集》的计划可达8000万部，但目前纸张只能落实6000万部，希望中央指示有关部门设法解决。陶铸于12日批：“已告中宣部明年出版主席选集8000万部，并争取超过，请总理批示。”周恩来总理于13日批：“同意。即送富春、秋里阅办。”

　　1967年1月4日，周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全国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去年《毛泽东选集》印了3000万套，今年打算印8000万套。”正式宣布了《毛选》1967年印制8000万部的计划。

　　“轻工业部太不像话，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把印《毛泽东选集》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要造轻工业部的反。”

　　文化部出版局于1967年1月10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第二次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计划会议”的筹备会，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部门及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40余人出席会议。这时，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下，上海发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被“造反派”造反事件，这股风迅速蔓延到北京，民族饭店的会议开到第六天，就被人民出版社一个群众组织“造”了“反”，草草收场。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人民日报》遵义红旗战斗团等22个群众组织的联合宣言，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短评：《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

　　1月26日晚，王力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人民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的“造反”组织代表。江青、陈伯达也参加了接见，江青高兴地说：“你们夺权夺得好！”上海一个出版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在汇报中说：“轻工业部太不像话，把做鞋底的塑料放在第一位，把印《毛泽东选集》用的塑料放在第六位，要造轻工业部的反。”江青说：“这个反应该造。”

　　1月27日，由北京、上海26个“造反”组织组成的“全国革命造反派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印发的“第一号通告”宣布，“筹委会”已于1月23日在北京成立，宣告“彻底砸烂旧文化部、旧出版局，出版、印刷、发行毛主席著作的一切大权归这个委员会。”并宣称：“任何人胆敢阻挠、破坏毛主席著作的出版，以现行反革命查处！”

　　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决定取消一切所谓“全国性组织”。“筹委会”的头头即向王力请示，14日，王力秘书电话传达王力的意见：“你们可以改变组织形式，继续工作。”并说“机构要小一些。”关锋在旁说：“我们‘中央文革’还是小组嘛，你们是否叫印刷小组？”“筹委会”的头头回答说，叫“印制小组”好一些。关锋说可以，于是“筹委会”就取消“全国”两字，更名为“革命造反派印制毛主席著作小组”(简称“印制小组”)。

　　3月6日下午5时，王力的秘书突然给“印制小组”打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批示：《毛选》注释、出版、印刷一切事宜权力都属于中央。就这样，这个“印制小组”存在了三个月就结束了。

　　“为了使原出版局工作照常进行，暂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领导职权。”

　　4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中央各机关各派的代表，在讲话中提到：“文教口已经拆散，‘中央文革’小组直接管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新华社。‘中央文革’小组下设宣传出版、艺术电影、教育三组。出版局属出版组管。”

　　经过一个短时期的酝酿、磋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任务和工作范围，在“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办公室”印发给中央有关部委、军队、新闻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的通知中作了如下说明：“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旧文化部出版局及所属单位归‘中央文革’宣传组管理的决定，为了使原出版局一些急需办理的业务、行政工作照常进行，暂定由‘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代行原出版局的领导职权。”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下设秘书、印制、物资三个组，工作人员前后略有变动，参加工作时间较长的有13人，分别来自下列各单位：国家计划委员会文教局、轻工局各1人，文化部办公厅、出版局各1人，人民出版社3人，科学出版社、中国印刷公司、纸张供应站、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北京新华印刷厂、人民教育印刷厂各1人，由常工负责。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时，“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对参加工作的人员宣布三条规定：调来的同志不搞运动，不能把不同观点带进来辩论、贴大字报；党员成立临时支部(后来实际没有成立)；工作人员和原工作单位只有工资关系，回去后不能以办公室名义支持这派反对那派。

　　一家印刷厂竟发生在《毛选》第二、三卷的扉页印上一个群众组织攻击另一个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抓好1967年完成《毛选》(一至四卷)出版8000万部的任务。六、七月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从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抽调部分人员组成的几个调查组，持“中央文革”宣传组开具的介绍信分别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了解《毛选》印制计划执行情况(我担任华东调查组组长)。调查中了解到，大部分省(区)原有出版机构陷于瘫痪，新的领导机构尚未建立，《毛选》的印制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状态；有的省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但大都忙于运动，很少抓《毛选》印制工作。

　　上海市年初有大批工人离厂上北京串联，一个时期内就走了3000多人，印制《毛选》受到很大影响。各地《毛选》的印制计划完成情况很不平衡。如江苏省全年计划印制200万部，到4月中旬只出书7万余部；安徽省全年计划150万部，只出书6万余部，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全年计划印制130万部，到4月中旬还未出书。宁夏承印《毛选》的一家报社印刷厂竟发生一个群众组织中的部分人在《毛选》第二、三卷的扉页和环衬边沿印上攻击另一个群众组织“大方向正确狗屁”、“丑得很”、“打倒联委会”等标语口号，数量达11.1万多张。印制情况较好的北京市，每月印刷力量可达十三四万令纸，而装订力量(包括公社装订厂在内)，仅能承担十一二万令，相差1.5万令到2万令纸。由于《毛选》的纸张不能及时供应，使有些地区的印刷力量未能充分发挥。担负《毛选》用纸生产的汉阳造纸厂因武斗停产两个月，严重影响了华东、中南和西南11个省区、市《毛选》的出版；四川、广西等9个省区的印刷厂，因武斗大批工人离厂，运输中断、停电影响生产的情况时有发生。调查组返京后向“中央文革”宣传组作了详细汇报。同时与有关部委洽商，采取措施保证《毛选》纸张和印刷物资的供应工作。

　　1967年全国900多家印刷厂中有181家承担《毛选》印制任务，实际出书3.6844亿册(折合9211万部)

　　7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指出宁夏发生的在《毛泽东选集》扉页和环衬边沿印上标语口号的事件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错误，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央责成兰州军区党委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不能再发生此类严重政治错误。

　　7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转发“中央文革”宣传组《关于出版用纸生产和供应情况的通知》，决定“对几个重要的造纸厂(如汉阳、宜宾、江西等造纸厂)即由所在地实行军事管制；并提出“严格控制各高等院校小报发行数量，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或军区负责”等措施。

　　这一时期，许多省、市先后建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或类似机构，瘫痪的局面逐步改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毛选》的印制情况逐渐好转，但仍有部分地区任务完成得不好，甚至个别地区至8月份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0%左右。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于10月4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关于《〈毛泽东选集〉8000万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对完成全年计划提出“加强领导，突出重点，确保物资供应，狠抓装订，重视质量”的五点建议。

　　在《毛选》8000万部印制计划距年底完成仅有两个多月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10月27日联名向全国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领导，加强协作，保证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全年8000万部的出版计划”。这一通知对完成《毛选》全年计划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到12月20日，《毛选》8000万部的计划提前超额完成。

　　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1968年年初统计，1967年全国900多家印刷厂中有181家承担《毛选》印制任务，共计投印《毛选》(一至四卷)一亿零六百一十八万部，实际出书三亿六千八百四十四万册(折合9211万部)，同时700多家印刷厂还印制《毛主席语录》3.7亿册，《毛主席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著作的专集本、汇编本、单篇本8.59亿册，毛主席像和单张语录、诗词手迹17.35亿张。

　　联络员送来十七张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二十周年庆祝大会观礼券

　　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成立后，所有上下联系工作都通过“中央文革”宣传组的联络员传达贯彻，有些要由各省、市、区办理的事，则由办公室发文字通知或打电话通知。1967年10月中旬“中央文革”宣传组撤销后，通过“中央文革”负责与办公室联系的联络员(解放军)传达贯彻。办公室有关出版工作事项向“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主要由陈伯达、姚文元批复，或由联络员口头传达。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工作。22日，时任国务院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来到办公室传达周总理关于《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指示，同时了解《毛选》第五卷出版准备工作情况。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了有关情况后，提出希望总理对办公室的工作给予指示。

　　9月29日国庆节前夕，联络员送来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观礼券17张，说这是周总理指示的。总理在一张便笺纸上写了“请发给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十七位同志每人一张观礼券，请他们参加观礼。”使办公室全体同志受到很大鼓舞。

　　10月1日上午，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全体人员十分兴奋地到了天安门观礼台，站在第一台最好的位置，观看国庆游行大军经过广场，晚上看了焰火晚会和歌舞表演，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70年10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并入当年5月成立的“国务院出版口”，办公室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王济生出任出版口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至此，成立了三年四个月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作为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在当代中国出版史册特殊的一页中画上了句号。

　　亲历手记

　　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

　　1967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一年，主管出版工作的文化部机关已成为“砸烂单位”，陷于瘫痪；国家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就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下成立的。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单位，既没有“中央”或“部委”的冠词，也不是列入国家编制系列中的一个部门。但是，它却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组织全国出版部门大量印制毛主席著作的艰巨任务，在当代中国的出版史册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作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人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从它的诞生到结束的全过程。

　　中央重视

　　这是最重要的保证条件。为了在1967年完成《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8000万部的出版任务，中共中央在1967年下半年的6个月时间内，向全国发出四次《中共中央文件》，对《毛选》出版任务克服重重困难到完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2月发出的最后一件，那是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出版计划后，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发[67]第363号《中共中央文件》，内称：“同意这个报告。可将这个报告发给国家计委和经委及其他有关方面，并发给毛主席著作出版计划会议讨论，由国家计委最后决定。”同时随文附发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报告。这份由中央四个单位联合发出的文件，是“文革”时期最高规格的中央文件，由此可见中央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12月25日，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北京召开毛主席著作出版计划会议，庆贺1967年出版《毛选》8000万部计划的完成，安排1968年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的出版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部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一万余人参加。会议开幕时，国家计委一位副主任，一轻部、二轻部、一机部和有关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共250人出席。12月31日，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同全国各种会议的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各方支持

　　在“文革”动乱时期生产情况很不正常情况下，保证出版物资的正常供应是十分重要的一项任务。每当某项出版物资供应发生困难时，当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出面向国家主管物资的最高领导机关提出时，都能得到大力协助解决。

　　1968年2月24日，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向国家计委写报告，提出1968年全国出版用纸计划，目前由于煤、电、化工原料不足等原因，部分纸厂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原安排的全年纸张计划不能完全落实，再增加用纸则困难更大，希望国家计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3月24日，国务院批转第一轻工业部《关于保证完成1968年毛主席著作出版用纸生产和建设任务的意见》。国务院在批文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军委会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参照报告中所提意见，逐厂进行安排，在1968年计划中，必须把毛主席著作出版用纸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原材料供应和设备制造等方面应优先安排，保证需要。”

　　工作班子团结一致

　　在办公室工作时间较长的13人，是“中央文革”宣传组经过向出版界两大群众组织和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后选拔出来的。他们来自11个不同的单位，其中不少人在原单位都参加过派性活动，但到办公室工作后，都严格遵守宣传组领导提出的纪律规定，在办公室内不搞派性活动，而以全部精力做好工作。这是保证办公室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条重要条件。

　　由于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保证，使得办公室的工作和全国广大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在短时期内完成了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