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全面发力深化体制改革 大力压减行政审批项目

　　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广东每一次都站在了时代前沿，屡屡在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成为重大理论创新的沃土和改革的突破口。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总书记赋予广东新的使命，鼓励广东大胆探索、大胆实践，继续发挥改革开放的窗口作用、试验作用和排头兵作用，希望广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对广东提出了“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殷切期望。

　　一年来，广东努力聚合改革正能量，争创发展新优势，在深化改革上举措频频，一系列政策不断出台，成绩可圈可点。

　　简政放权，政府晒出“权力清单”

　　2013年8月1日零时30分，黎明军进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进行登记。就在这天，深圳市正式推行全流程网上商事登记模式，实现足不出户办理营业执照。黎明军注册的深圳市广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遂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全流程网上商事登记模式设立的企业。

　　作为广东简政放权的亮点，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目前已在深圳、珠海、东莞、顺德、广州等珠三角地区陆续铺开。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倒逼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年来，广东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通过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和改革的具体要求，广东提出“凡是市场可以做的，政府一般不再介入；凡是社会能够做的，政府也不再介入”的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促进政府职能归位，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目前，广东已进行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砍”掉了2300多项审批事项。在此基础上，2013年3月，广东又出台《广东省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对省核准权限内的28类项目进行分类改革，其中不涉及公共资源开发利用的项目一律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

　　这一年，广东全面推行政务公开，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12年10月17日，广东网上办事大厅正式开通，通过大数据、信息化等手段，变“8小时政府”为“全天候政府”，方便群众网上办事，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能，从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在放权的同时亦没有放松监管。为防止各种审批事项“卷土重来”，2013年11月，387项行政审批职权通过广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正式上线接受社会监督，广州成为全国“晒”出行政权力清单的城市。广东先后开通了12388举报电话专线，建成了覆盖全省的信息举报平台等，全面治理集权审批、拖拉审批和腐败审批问题，矢志把政府“行政审批权”关进制度“笼子”里，充分诠释了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的角色定位。

　　市场话事，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

　　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市场地位逐渐提高的历史。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对此感触尤深。从特区的试点到特区的扩展，从价格闯关到“三来一补”，从姓“社”姓“资”的争论到承认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地位，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广东见证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南粤大地上生根、发芽并成长壮大的全过程。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充分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能交给市场的尽量交给市场，政府应当更好地发挥有效引导作用。广东在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其目的就是把更多的决定权交给市场。

　　2013年12月10日，佛山市南海区行政服务中心一如既往的繁忙。看似平静无奇的背后，一场改革正在发生。这天，南海发布了全省首份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向社会公开355项禁限项目，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区域发展和环境保护。

　　“负面清单”发布后，南海的民营企业一片欢腾。南海区民营经济发达，税收贡献率起码占七成，“负面清单”明确边界实质上是给民营经济一个更宽松的环境、更广阔的舞台，未被列入清单的，等于向民营企业点亮了“绿灯”。

　　放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同时，广东也进一步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力度。2013年10月底，广东连续出台了《关于压减省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意见》、《关于完善省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政策的意见》两份文件。根据文件，“压专项扩一般”后，专项转移支付将得到合并、压缩、清理，并转化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到2017年，广东将力争省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占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支出的比重从2012年的35.7%提高到60%或以上，这意味着市、县政府将新增数百亿甚至上千亿元财力支配。

　　通过“压专项扩一般”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市县理财自主权，近年来，广东财政系统有序推进了财政体制、财政分配、财政管理、创新机制等方面40多项改革，为全国财政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仅起到了先行先试的作用，也初步建立起体制机制充满活力、支出结构合理优化、管理制度科学规范、监督问效透明有力的公共财政体系。

　　创新治理，“大社会”接棒公共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少专家认为，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昭示着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中央到地方，围绕社会管理创新的改革正在发生着。在“世界工厂”东莞，每10个人中就有8个是外地人。大量的外来人口，造就了东莞的经济奇迹，也给这座城市的管理平添不少困难。因为这样特殊的人文生态，东莞有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政府建制——新莞人服务管理局。

　　这只是广东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缩影。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广东从松绑登记、政府购买等多方面率先破冰尝试，给予其培育的土壤。2012年4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对社会组织全面“松绑”，这意味着社会组织不必再像以往一样苦苦寻找挂靠主管单位；一年后，广东再出台《广东省社会创新实验基地名单及共建项目》，初步分析项目名单，为社会组织“松绑”、城市及农村社区治理、流动人口管理、基层矛盾调解等成为重点创新实验的目标。

　　现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已是大势所趋，多地出台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目录。据广东省社工委透露，2013年广东全省用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经费近6亿元。

　　社会治理主体也正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变化。广东省社工委成立以来先后推出三批共100个省级社会创新项目，涵盖农村社会管理、流动人口管理、妇女服务、环保等各个方面。这些项目的创建主体除了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也被纳入进来。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所强调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希望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广东正在落实这些要求，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我们以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大力压减行政审批项目，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提高行政效率，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大力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提高市场监管效能，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着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可以预见，把改革开放的伟力焕发出来，广东一定能创造新的辉煌。(记者 刘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