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呼唤市场化改革建贫困县退出制刻不容缓

2014年01月07日 10:16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二十多年来，国家为扶贫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采取了许多的办法和措施。实践证明，扶贫工作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尤其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也要用改革的办法抓扶贫，完善扶贫机制、创新扶贫思路，钱才能用到刀刃上。

　　如果对我国减贫速度和扶贫开发效果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减贫速度快、扶贫成效高的时期，都与当时农村改革开放进程相同步。如1978年到1985年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1.25亿，2003年后减贫效果再提升，贫困人口之所以能大幅度减少，这些举世瞩目的成效取得，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免征农业税、粮食生产直补、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密切相关。

　　综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减贫成就，无不得益于改革的政策红利及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作用。而与改革红利以及经济发展拉动相比，专项扶贫制度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实际效果，尚待于进一步评估。

　　毋庸置疑，扶贫工作也有改革任务。从现实情况看，不仅国家级的“贫困县”数量持续上升，一些未在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行列的县份，甚至成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特困县，这里固然有贫困标准提升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现有扶贫制度下，地方政府对资源、资金的争抢，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制度“造租”、“寻租”问题，应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关注。

建立贫困县动态退出机制刻不容缓

　　近年来，围绕贫困县成为百强县等一系列问题，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真正退出的贫困县少之又少。十年一轮的调整周期过长，势必造成退出机制的僵化。近几年，虽然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有贫困县退出省份的支持政策不变，但难能起到效果。有的省表面上也鼓励贫困县退出，但要起贫困县名额来毫不含糊。

　　富起来的县份仍挤在贫困县行列，不仅造成了扶贫资源的分配不公，使扶贫工作难以扶真贫，也是地方懒政、不思进取的表现。如何建立贫困县动态退出机制，除了正向激励政策以外，将脱贫效果纳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是重要思路之一。

“帽子”应该戴在“人”头上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在现行扶贫制度下，由于“贫困县”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国家对县里的转移支付资金多成为满足政府运转的“饭碗”，而非扶持农民脱贫的“追加资本”，形成“扶穷县”与“扶穷人”的两层皮现象。

　　现行考核体制下，地方官员盲目追求GDP指标的政绩取向明显，对行业扶贫资金用于非扶贫项目以提高GDP的做法，在一些贫困地区相当普遍。

　　帽子应该戴在人头上，但“扶穷县”还是“扶穷人”的诘问，依然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县是基层政府，要确保正常运转，当然要扶持；人是国之根本，是执政之基，又岂能偏废得了。因此有关专家提出，既是两层皮，何妨剥离开来。

　　在“扶县”上，目前的一种方法是，中央适当调整财政预算盘子，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把该给地方的给足，以保证地方政府正常运转。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把支付的重点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一般来讲，县级政府有了基本的财政保障，扶贫资金直接面向贫困人口，依法管理、强化审计，地方官员就不会轻易向“穷人”的扶贫资金伸手了。

　　另外，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摸清贫困底数，逐户建档立卡，做到真扶贫、扶真贫，把扶贫资源的决策权交给穷人。四川、云南、甘肃、广西、江西等地扶贫部门，尝试采用参与式识别的办法，把识别贫困人口的权力交给基层民众，让同村老百姓按他们自己的标准识别谁是穷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扶贫资源配置呼唤市场化改革

　　过去的扶贫多是政府主导，很少社会参与。这样过于行政化的办法留下了弊端，一是部门利益缺乏协调，行业扶贫资金各自为战，扶贫效果不好；二是扶贫资金被转移，被地方用于保工资，保财政和提升GDP；三是不利于发挥扶贫者和被扶者的积极性。

　　如何科学有效配置扶贫资源，确保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根本的出路在于市场化改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上，都不难找到中央关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决心。

　　运用市场机制的杠杆撬动扶贫开发，使扶贫资金这一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有效配置，通过利用公益性小额扶贫信贷、贴息扶贫信贷等融资方式，以扶贫攻坚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整合扶贫资金和各类相关涉农资金，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金融机构等参与扶贫开发的有效做法，集中解决突出贫困问题。同时，进一步深化扶贫体制和机制改革，加快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确保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