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市场决定性作用”牵动改革全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将牵动影响改革发展全局。

　　我理解，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首要目的在于寻求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新路。

　　13亿人的内需大市场是我国的突出优势。无论是从城镇化的内需潜力看，还是从消费结构变化的大趋势看，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初步测算，到2016年，我国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消费引致的投资需求，到2020年我国的内需总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人民币，由此成为未来10年保持7%左右增长的主要支撑。

　　问题在于，这个巨大内需潜力要转化为转型和增长的中长期优势，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主要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实现程度。进一步说，依靠市场力量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需要推动消费主导的投资转型。发展消费型经济，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投资多寡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由市场需求结构决定投资结构，使投资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减少和停止低效、无效投资，增加和扩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的投资，由此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

　　市场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经济生活领域的市场决定。虽然并不是全部作用，但是它对全面深化改革有重大的影响。

　　全面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不仅仅是指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指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不可否认，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功不可没。问题在于，政府过多、过大的行政干预和深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严重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严重压抑市场活力。这不仅是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寻租腐败的体制根源。

　　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这就需要尽快形成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例如：果断废除GDP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尽快建立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满意度导向为重点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与司法体制改革统筹考虑，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等。

　　加大向社会放权的力度，形成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社会合力。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有效的政府监管和法治基础，还需要行业规范和各类中介组织发挥作用，才能形成市场经济良序运行的合力。当前，消费安全问题频发，不仅反映了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缺位，也反映了行业自律、行业规范的严重缺失。面对无数个市场主体，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既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也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推动现有行业协会的"政会分开"、去行政化，支持各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建立各类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以承接政府更大程度下放的行业管理职能。

　　推动政府监管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后监管为主的转变。"负面清单"管理是重新定位政府经济职能、把自主权还给市场主体的重大改革举措。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改革行政审批体制的关键所在。建议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探索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全国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建议中央层面争取2014年内提前实现削减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

　　"市场决定"，涉及多方面改革思路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第一，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意味着激活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将对我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和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终结，对于市场主导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决定性影响；第三，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权力配置资源导致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历史终结，意味着释放社会资本的活力，对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第四，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意味着官本位、权力寻租、经济特权的历史终结，对于抑制消极腐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决定论"其深刻性、其意义不亚于20年前提出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