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长“精雕”软环境 改革手术刀伸向政府自身

　　中新网杭州1月19日电 (记者 张茵 吴佳蔚 见习记者张骏)“上世纪80年代初，在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还如火如荼之时，我的父亲和同时代的一大批温州人便开始了创业。父亲每天起早贪黑，通过一点点努力把企业做大。”作为温州农业龙头企业代表，温州永高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华盛回忆，当年温州政府的放手，让父辈们有了创造奇迹的舞台。

　　人人想当老板，人人参与创业，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千军万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温州成为当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急先锋。

　　无为而治

　　在汪华盛的眼中，正是政府当年的“无为”而治，激发了温州改革的原动力。

　　“1984年，我们是浙江省第一家打破铁饭碗的企业。”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颜贻意表示，这家坐落于温州洞头的医药企业从开始的一众员工反对到实现多劳多得，诚意开始走上了市场化道路。目前，诚意已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五个一批”重点骨干企业之一。

　　“在经济发展方面，过去的温州政府一直秉持‘无为而治’。让市场规律自我消化吸收，是政府给予众企业最大的信任和自由。”温州市长陈金彪认为，政府作为“守夜人”，这种“看似‘无为’、实则‘有为’”的放手一搏，在当时的特殊年代，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

　　统计资料显示，1979—1990年，温州GDP年均增长11.7%，与浙江同期水平持平；1991—2000年，温州GDP年均增长20.3%，高于浙江同期水平5.3个百分点；2001—2005年，温州GDP年均增长13.4%，高于浙江同期水平0.4个百分点。

　　成长的烦恼

　　温州的民营经济创造了众多的中国第一，也早于其他地区遇上了成长的烦恼和挫折。

　　2011年，温州发生金融风波，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担保链风险。从信泰集团的“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开始，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浮出水面，债务链条也逐渐从民间高利贷蔓延到了银行。

　　2012年半年时间，温州发生80多家企业老板失踪、公司关门、员工讨薪事件。当年12月，温州庄吉集团自曝了涉及几十家企业、高达300多亿的银行担保债务链条；2013年3月，乐清低压电器制造企业森泰集团资不抵债，向当地市政府递交紧急报告……

　　从数据上看，2012年温州GDP为3669.18亿元，比上年增长6.7%，增幅从2010年浙江11个市的第9位降为浙江末位。

　　温州怎么了？

　　“我和父亲讨论过很多次，造成温州经济的现状，是不是只有外在大环境的原因。”汪华盛和父亲最终得出了相同的答案：“温州的发展，是因为温州人的‘活’。温州目前的处境，也是因为‘活’。看到了楼市的利润，很多温商就不顾实体经济一股脑儿去投资了。结果实体经济也垮了。”

　　政府“精雕”软环境

　　面对危机，陈金彪表示如今政府为与不为，落脚点就在于要为企业和民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政府软环境才是核心竞争力。”陈金彪说，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力求做到放权最到位、审批最简便、政风最优良、改革最彻底。

　　陈金彪告诉记者，温州对所有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事项及审批事项全面集中清理规范，大幅地削减审批事项。

　　围绕深化简政放权，规范自由裁量权，政府首先做的就是“瘦身”。

　　据悉，温州市级机关目前保留的704项全部为上级政府设定和下放的事项，并对保留的许可事项和非许可审批事项名称、审批依据、申报材料等内容进行“六统一”，实体标准化管理。同时，按照“哪一级投资由哪一级审批”的原则，分类梳理管理权限，把关乎企业发展和民生的事项同步下放、配套下放。

　　一张权力清单，一些职能转移。陈金彪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温州正在进行的政府“瘦身”工作和提高办事效率的措施。

　　目前，温州市6部门成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试点单位，主要是指以委托、授权或购买服务等方式，将原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

　　“简单下放不一定做得好，如果基层政府部门不懂行，权力下放后，反而办事效率更慢了。”为此，陈金彪认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做，社会组织能做的就给社会组织做。

　　今年温州共有50万人将接受电子商务方面的专业培训，陈金彪说，“这个事情现在都是政府在做，其实完全可以交给行业协会去做，培训多少人，达到什么标准，经过审定，付钱给对方，为什么要政府花这么大心思去做，还不一定都懂。”

　　此外，陈金彪还向记者举了行业标准的制定的例子，政府部门将该事权下放到行业协会，完全委托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制定完成后由政府部门审定，若合格，政府便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支付相应费用。

　　“内行人办内行事，政府审定合格后购买服务，本来公务员要做的，现在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社会组织去做，当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到了社会组织，政府组织本身就能瘦身了。”陈金彪认为该举措一举两得。

　　至此，温州市政府设定的审批事项归零，率先成为浙江所有地级市“事项最少的城市”。

　　今年，该市创新推出了“三线并进”举措，即项目的政策处理、审批和供地三者同步进行，以此来进一步加快审批，加快项目推进速度。

　　“省去初步设计审批环节后，不仅审批速度更快了，也为企业节省了不少开支。”浙江集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筹建组负责人季鹏程告诉记者，项目建设已经进入施工设计阶段，比以往至少节约了两个月的审批时间。

　　已经是第二次办理公司筹建的季鹏程，对温州优化民间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带来的变化深有感触：减少审批程序，省去的是时间，节约的是金钱，赢得的是企业信任。

　　陈金彪向记者“晒”出了温州的成绩单：当前，政府投资基建项目和民间投资建设审批时限均压缩了60%以上，单件审批平均办理时限仅2.5天，领先于浙江全省。

　　改革手术刀伸向政府自身

　　不仅要管好看不见的权，更要管好看得见的人。

　　干部队伍中存在“干劲不足、效率不高、执行不力、作风不正、为政不廉”的突出问题，会直接影响企业在温州创业兴业的积极性。陈金彪率先把手术刀伸向了政府自身。

　　他表示，对30多种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温州将问责到底，以制度促政风。

　　值得一提的是，在严格落实重大项目无偿代办制度上，温州对“推诿扯皮”坚决说“不”，切实做到急事急办、要事快办、特事特办。

　　一直以来，政府改革被视为完善行政手段的一大利器。如今，温州将改革利剑指向了“三公”消费。

　　记者走访温州期间，无意中发现，个别公务车上被贴上了显眼的“公车”字样，低调中透露着些许特别。

　　陈金彪告诉记者，这只是公车改革的一部分。温州的基本思路是“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将“配公车”改为“发车补”，从源头上杜绝“车轮腐败”。

　　此外，餐桌也被纳入改革的范畴中来。

　　禁止午餐饮酒、禁止同城接待、禁止超规格接待、禁止经费超支……这份公务接待标准被不少网友冠以“史上最细最严”。

　　据悉，该项改革自2012年6月启动实施以来，温州公务接待支出大幅下降。

　　政府上门服务

　　在温州对多家企业的采访中，记者发现，企业负责人均对目前本地出台的扶持、优惠措施知之甚少。一家小型鞋企的负责人朱闽表示，他并不清楚也没有渠道了解当下的政策，企业也并未享受过政策的优惠。

　　“在解决困难上，政府要主动作为。”陈金彪如是道。

　　很快，一支由3万名机关干部组成的驻企团队浩浩荡荡地走进温州各家企业，当起了“联络员”，打通政企对接的“最后一公里”，为企业提供零距离审批、咨询等服务，将政府振兴实体经济的十项“组合拳”打到基层去。

　　许多温州实体企业开始真正享受到了实惠。

　　陈金彪认为，政府和企业之间取得良好的沟通有利于信息传递，可以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瓶颈问题，“温州实体经济复苏比较快，我想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政府要做的就是给商客提供最优的服务，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2013年9月，温州市出台了《温州市促进网络经济发展扶持办法(试行)》，从培育壮大网络经济主体、规划建设网络经济集聚区等方面入手，推出了租金补助、税收优惠、发展奖励等一揽子扶持政策。

　　正是在驻企干部的提醒下，汪华盛立马决定进军网络市场，投入主要资金研发出了无需冷冻贮藏的鱼饼新品种，其客户也从过去的批发商扩大到全国的消费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