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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协常委展出3.8米长卷 反映民众办证难

2014年02月22日 03:05 来源:新京报 参与互动(0)

  2月19日,广州,政协常委曹志伟提到,国人在办证过程中,身份证要提交73次。图/CFP

  曹志伟 46岁,现任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广州市政协常委。2010年12月,增补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五次会议委员”,2011年12月,连任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二届委员”,2012年1月当选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

  ■ 对话动机

  前日,广州市两会上,政协常委曹志伟展开了名为“人在证(征)途”的3.8米长卷,这份调研报告,反映民众办证数量多、过程繁琐、难度大的事实。其中一个人一生常用证件达103个。

  去年,曹志伟在广州两会上展示反映法人单位办证难的“万里长征图”,受到国家总理李克强关注。今年人在证(征)途,被认为是曹志伟和“证”死磕的升级版。

  曹志伟感叹“中国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他说出了在他眼中,“证”与“政”之间的关系,和一名政协委员应该如何履行职责。

  现状:难治之“证”

  新京报:“人在证(征)途”是你去年提出“万里长征图”的升级版吗?为什么会关注办证难?

  曹志伟:“万里长征图”关注的是企业法人,“办证难”是关注自然人,即每个公民都会遇到的行政审批问题。

  去年8月,我在中央编办参会,得到两个研究课题,其中一个是“如何让行政红利惠及每一个公民”。之后刚好有两个市民打电话,说“曹委员你整天关注企业办证难,什么时候关注老百姓办证难?”这触发了我关注办证问题。

  新京报:“人在证途”是借用了“人在囧途”吗?

  曹志伟:和人在囧途完全无关。“人在证途”是用人从出生前到死亡后为时间轴,用每个阶段需要或可能办理的证件为Y轴,这图(途)反映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所以叫“人在证途”。

  新京报:怎么想到用长卷制图的方式展现?

  曹志伟:用流程图的形式,相当于让所有审批部门都穿上比基尼站在选美舞台上:哪些部门审批事项最多、审批时间最长、收费最多,一目了然。我读工科出身,习惯画工程进度图了。

  新京报:你的调研团队如何组建?用哪些方法搜集?

  曹志伟:团队由(我所在)集团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组成。我们按人生不同阶段、功能不同分类将调查目标和人员分工,打政府部门电话咨询、查看其官网、亲身办理、实地暗访和向周围人求证等方式搜集。还调查了如美国、欧盟和印度要办哪些证件,哪些值得借鉴。

  新京报:外国的用证情况和我国有何不同?

  曹志伟:国外很多地方公民都有一张社会福利卡,卡上会记录所有个人信息,可以缴纳各种保险、去医院看病等;几张卡之间信息共享,如果去机场坐飞机忘带身份证,拿驾驶证一样能登记,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不行。

  原因:各自为“证”

  新京报:你的图中展示了103个证件,这是收集到的全部吗?你觉得最荒诞的证是什么?

  曹志伟:调研小组查到的证件共有400多个,展示的这103个证主要是老百姓常见的。调查发现,有些省连收割玉米、焚烧秸秆都要办证。

  新京报:造成“人在证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曹志伟:公民办理证件的种类多、地点分散、材料重复提交、每个证件功能和信息单一,办证人需要在诸多部门间多次奔波,甚至同一个局所批的证都由不同的处室、在不同地点办理。

  新京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曹志伟: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各自为政(证),造成政(证)出多门,政府部门间存在行政壁垒,多个部门审批条件和结果互不沟通,信息不共享。这体现出政府部门社会治理思维僵化、管理方式落后。

  措施:精兵“减证”

  新京报:你去年的万里长征图,据说被李克强总理两次在会上提及。这次“人在证途”也广受关注。

  曹志伟:(总理的关注)让我感到意外,受到鼓舞。这效果起到了引发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作用。这次“人在证途”比“万里长征图”更有普惠作用,能否“减证”涉及改革成果能否惠及到每一位公民。

  新京报:解决办证难问题,就需要建立你提出的“大数据库”。

  曹志伟:对。这种大数据库不仅省去了行政单位审批的成本,也省去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出门办事只要拿着一张证件或者卡就可以,输入统一的卡号或身份证号,个人信息就能调出来。以后逐步实现“一卡行天下”。

  新京报:是否论证过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曹志伟:比如身份证和驾驶证,都是公安机关发放的,信息都在公安机关备案,完全能做到数据统一。再比如往来香港与内地,不用两地在证件上签注,直接拿身份证刷智能闸机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流动,还需要签注不是很荒谬吗?

  新京报:但要想建立这个数据库,就意味着很多行政部门要牺牲权力和利益。

  曹志伟:阻力就在这。行政单位为什么要把着这些办证权不松手,因为每个证件在办理过程中都牵扯到利益。

  还是说保险公积金,我以前调研就发现,保险基金存在银行里,产生的高额利息都被地方政府占用了,如果建立大数据库将社保卡和其他证件捆绑,管理社保的行政部门就要面临着利益流失。

  新京报:推进这项改革上,今年有什么具体计划?

  曹志伟:万庆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表态了,他挑头来承担这个课题,并邀我一起参与。我与广州政协的领导当晚就商议组建一个小组,广州继续先行先试。今年我会全力推动“减证”工作。

  履职:讲究“功”“利”

  新京报:常有人用“炮轰”二字来形容你在会上的发言。在很多人看来,你是位“不一样的政协委员”。

  曹志伟:我对“炮手”、“炮王”、“大炮”等称呼并不认同,广州人讲“车大炮”,就是讲空话的意思。

  我当政协委员两届、第四个年头,我加入政协第一天就告诉自己,要打好这份工。每个建议、每份提案都源于深入调研,且与政府部门多次沟通才能提出来,每项措施都要讲究“功”与“利”:提了之后是否有功(贡献)于国家、是否有利(效益)于社会。

  新京报:你认为一名尽职的政协委员应具备哪些标准?

  曹志伟:政协委员在议政过程中要提出更专业的见解,辅助政府更好地执政,不只是简单地关注“路灯亮不亮”这样的问题,而是通过扎实调研,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换句话说,不能光动嘴,还要动腿和脑子。

  新京报:衡量委员履职好坏的具体标准又是什么?

  曹志伟:一定不是提案的数量,委员提案的数量多不代表履职效果好。有的委员一年会提交20多个提案和建议,但真正有价值的又有多少?提交这么多提案建议,有时间调研吗?如果仅是转达百姓的呼声,这种提案就是没价值的,也没有履行好委员的职责。

  新京报:在这个身份上,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曹志伟:政协履职考评给我打了316分,媒体称我为“学霸”,我给自己打99分。剩下的1分是要告诉自己不断寻找不足的地方,希望今年做得更好。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罗婷

【编辑:邓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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