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广州天价会议费：会议费和会议都需要反思

　　我们的公权力运行实在太过随意，人治的色彩太浓重。天价会议费就是典型：一些预算别的地方不好出，就将之“打包”、“夹私”装进会议费这个筐，看似聪明，实则混乱——人大的审议在哪里？人大的关口又在哪里？

　　广州公开会议费惊动了新华社，日前新华社以《一年花费上千万每天开会数百人？》为题发表了一篇不算短的报道，介绍了广州公开会议费的一些情况，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当然这些情况和疑问广州本地媒体早已做过多次报道，只不过这次由新华社再次提起，就具有了更大范围的影响和效力，竟是国家通讯社。

　　新华社对广州率先公开会议费表达了赞许。我相信广州的这种情况在全国一定所在多有，只不过因为广州率先公开，就成为了样本被人们“指指点点”，分析来分析去。这也算是广州为中国社会的转型进步作的一个贡献吧，毕竟这些问题普遍存在，需要有一个样本来加以剖析，否则总是藏着掖着，问题就永远也得不到揭露，更遑论解决。

　　广州的天价会议费，本土舆论其实分析得已经相当透彻、深入了。我觉得这其实包含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当然是预算的不民主。号称“第四公”的会议费跟其他“三公”一样，其公开的过程充满无数乱象：公开时间不统一、格式不统一、数据不统一、口径不统一，甚至还有哪些至今还没有公开，公众也无从知晓。这些我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实行真正的预算民主。什么是预算民主呢？我的理解是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如何使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条列清楚报给人大审议；人大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责，对每一分钱该不该花、该怎么花都审个通透，然后表决，通过以后交给政府去施行--如果被否，那就对不起，预算重新做过。如果做到这一点，怎么可能会出现所谓统计口径不统一、数据打架，公众一质疑居然要忙不迭地修改数据的咄咄怪事？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我认为是我们的公权力的运行不规范。我们老在说法治法治，首先就是政府必须依法主治。如何依法主治呢？就是一切行政作为都必须要依照规章和程序——法律就是最高形态的规章。规章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制定，相当于大家订立了一个契约，所有人都必须共同遵守，政府更是责无旁贷，只有这样，公权力的运行才是规范的、可控的、可预期的。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公权力运行实在太过随意，人治的色彩太浓重，人治本质并无实质改观。天价会议费就是典型：一些预算别的地方不好出，就将之“打包”、“夹私”装进会议费这个筐，看似聪明，实则混乱——人大的审议在哪里？人大的关口又在哪里？

　　提到天价会议费，我觉得也是个契机，是时候反思、检讨一下名目繁多的这会议那会议了。新华社引述珠三角某市一名市直处级干部的话说，尽管中央要求压缩文山会海，目前机关会太多仍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会，有时候一天三、四个会，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工作，“从根本上讲，会议费预算公开，压缩会议费，都得从减少会议开始，可开可不开的应该不开。”这样的事其实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有些只怕更离谱。怎么会这样？是什么导致了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工作的怪现状？真该好好研究一下。我想机构臃肿、形式主义盛行应该是重要原因，充斥假话、空话、大话、废话的各类会议和会议费都该反思一下了！

　　(  曾德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