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改革不缺“大区总裁”而缺“产品经理”

　　改革，是一个让笔者觉得纠结的词。

　　上世纪的改革开放，让笔者父辈享受到了明显的改革红利。现在近而立之年的笔者，也因此在昔日拥有了一个“美好的童年”。但进入媒体工作后，作为区域的观察者，却发现改革尤其是地方改革的成效，已难如当年那般明显。

　　以今年三水的“深化改革十六章”为例，16项专题改革涉及到三水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多个深层次难题，改革也分别以区领导领衔的方式开展，区委层面更是于今年2月，成立由区两位主官任组长和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其力度不可谓不强。但在推进过程中，改革的压力日益凸显，部分改革的进度也不尽如人意。

　　笔者与周边兄弟区的内部人士交流时也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三水独有，一些人士对此也颇为头疼。

　　对于这种情况，当下最时髦的“互联网思维”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启示。

　　在互联网企业中，有一个看起来不是很高端但又非常重要的职务，叫产品经理，即IPM(Internet Product Manager)，前百度的俞军、腾讯的马化腾等，都是非常知名的互联网产品经理。业界甚至有说法：互联网产品经理决定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成败。

　　上述说法的根据，在于产品经理对互联网市场的核心把握作用。其生存根基在于，产品对于互联网市场的至关重要性：无论是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腾讯)，还是后起之秀的大象安全套等，都提供了足够有吸引力的功能产品，其也由此赢得用户、形成粘度，而用户的意见、建议等反馈，又成为产品改进的重要动力与压力。

　　如果将这种产品思维放到地方的改革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出现了：改革者不是在做产品，而是在做方案。笔者细细浏览近期的一些改革方案，这种感觉尤为明显：既缺乏特定的针对群体，又缺少有足够吸引力的改革产品。用互联网思维来说则是，既没有真正研究用户，又缺少真正吸引用户的产品。有内部人士甚至为此“吐槽”：专业科室的人不做方案，写材料的人写方案，怎能准确把握改革需求？

　　回过头去看历史，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还是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抑或此后的产权改革，无一不是抓准了“用户需求”，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强大的“得利群体”，这种“得利群体”继而又对改革深化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这完全是互联网产品思维的早期历史版本。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改革尤其是地方性改革的细分趋势愈发明显。比如教育领域改革，往往由基础教育、职教、成教等多个子领域，由人才、课改、薪资等多个小课题组成——这样的改革，显然不是一份大的教育改革方案可以解决的，更不是非专业人士可以操刀的。

　　面对这种局面，负责改革的部门不妨借鉴一下互联网思维。首要则是设立改革“产品经理”，由跟改革针对群体接触最紧密的一线人员担纲，其不负责大领域的改革工作，而是负责研究细分群体，设计具体改革产品，整体的制度把握和“跨界”协调，则由部门领导甚至区领导负责。

　　这种小团队的改革运作模式，有助于敏锐捕捉细分群体的需求，从而设计出真正有吸引力的产品。这是互联网思维下的需求至上原则，也是改革能深入人心的根基所在。伴随这种改革架构变化而来的，则是相应的激励机制等变革，这需要更高层面进行考量与设计。

　　可以说，借鉴互联网思维，地方改革方向基本已定，改革最紧缺的不是“大区总裁”，而是“产品经理”。如果地方改革在这种架构和导向上能更契合互联网思维，改革给我们的感觉，也许就不再是纠结。( 赵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