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裸官：雷化成雨，但别是雷阵雨

　　41岁的干部蔡某某，妻子孩子均移居香港，前一段时间选择向组织辞职。发生在东莞市的一幕，是广东强力治理“裸官”的一个缩影。目前，广东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调整市厅级干部9名。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后，对‘裸官’发现一起，处理一起。”(5月29日《人民日报》)

　　不久前，原广州市委副书记方旋因为“裸官”身份提前退休，受到舆论强烈关注，被认为治理“裸官”不再是说说而已，而是开始动真格。有评论感叹，“雷终于化成了雨”。现在看来，方旋的提前退休，不过是广东治理“裸官”行动的前奏，至少在广东，治理“裸官”光打雷不下雨的时代，大概已经过去了。

　　根据今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广东更进一步，“裸官”不但不能提拔，已在重要岗位上的也要调整。显然，广东的做法不仅力度更大，而且更有实效。因为，如果只是不得提拔，“裸官”仍可安于现状；“裸官调整岗位”才真正动了“裸官”的奶酪——— 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接受组织调整。当然，只将“裸官”从重要岗位上调下来，距离“裸官”不能继续为官的公众期待，尚有距离。

　　平心而论，“裸官”并不一定就是“预备潜逃”的节奏，“裸官”也并不一定就是贪官、坏官。但是，治理“裸官”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必然要求。只有限制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才能更好地保证公权力的洁净与安全。而且，“裸官”有贪腐行为的概率的确更高，对“裸官”加强反腐调查并不过分。说到底，对“裸官”从严管理、限制提拔、调整岗位，最终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财经》曾发表《中国“裸官”报告》，详细阐述了“裸官”的发展、外逃途径及潜在危害。其中提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最高检统计数据则显示，2013年我国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治理“裸官”显然不是广东一地之急迫，而是全国都该展开的行动。

　　治理“裸官”雷化成雨之后，我们最期待的是，不要只是雷阵雨——— 短时的，或者一地的。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曾经建议，所有处级以上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应向社会全面公开，并允许公众查阅监督。但问题是，全国目前到底有多少“裸官”？对此，纳税人显然毫不知情。就连治理“裸官”的广东，到底有多少“裸官”，又具体是怎样调整“裸官”岗位的，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公开。治理“裸官”相当程度上仍是体制内部的事情，这是公众对其是否成雷阵雨的最大担忧所在。（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