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裸”更需透明的吏治环境

　　41岁的干部蔡某某，妻子孩子均移居香港，前一段时间选择向组织辞职。发生在东莞市的一幕，是广东强力治理“裸官”的一个缩影。目前，广东基本完成对“裸官”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工作，其中调整市厅级干部9名，而东莞有127人被调岗。广东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透露：“今后，对‘裸官’发现一起，处理一起。”(5月29日《人民日报》)

　　人们关注“裸官”更容易把“裸”与“贪”联系起来，理性来看，尽管逻辑上不具必然性。但是这样的官员妻子儿女都在国外，少了许多限制与约束，贪污腐败起来，无论是可能性，还是严重性，的确都有相对较高的概率。所以，即便“凡裸必贪”的前提不能成立，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裸官”都是关注的重点对象。

　　更重要的是，“裸官”关乎公权治理的基本伦理，如果官员把家人都移居到了国外，怎么让人相信那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行使权力公器又如何能够取信于民？作为政治纪律，毫无疑问这应当是一条底线。正如，当官别想赚钱，赚钱不要当官一样，“甘蔗没有两头甜”，需要公职人员在仕途中作出“非彼即此”的选择，这样的界线是泾渭分明的。

　　正因为如此，有关对“裸官”的限制，也逐步引入法纪调节的轨道，捍卫公权的基本伦理。今年1月中央颁布的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裸官”，成为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情形之一。虽然《条例》没有直接要求对在任的“裸官”作出如何处理，但是依据《条例》的精神，对“裸官”作出必要的调整，符合吏治的根本要义。

　　所以，广东对“裸官”进行清理，其意义并不限于限制“裸官”本身，而在于将“裸官”纳入到吏治的制度内管理。治理“裸官”广东带了头，其它的地方同样要经过这个阶段，既定事实的状态，“裸官”想不通、组织部门工作难做，都是制度建设滞后要买的单，矫枉还须过正。只要有勇气和决心，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相对而言“裸官”的预防则是长期的过程，即要在公职人员求“裸”与求官之间掘出隔离带。一方面，要强化官员个人报告事项申报的纪律，确保信息的准确与真实，建立核查和惩处机制，促进信息透明，凡官员即“裸”即调整，不能等到提拔任用考察之时，才纳入监督的视线；另一方面，对“裸官”限制的是权力而不是权益，应当限制一个准确的定性，即什么样的职务不能任，要有明细的清单，划出权力的禁区，不能所有的职务都一刀切。在此之外还应当是非禁即可，既要保证这类人员合理的上升空间，也要赋予相对平等的地位。总之，治理“裸官”更需透明的吏治环境，既维护政治伦理的纯洁，又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伤。（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