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妇成立“山寨人民政府” 自己刻公章帮上访者办事(2)

　　“我都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相信她”

　　张海新的代理律师高承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海新自述：在北京维权时，被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告知，如想拿到土地确权，需当地村、乡、县的各级政府盖章审批。张海新说，政府盖章审批拿不到，但组里人都推选她做村组长。不知是应付还是调侃，对方说：既然推选你做组长了，你怎么不刻个章？

　　张海新听后，认为自己当村组长就此得到了“领导”认可，出了国土资源部信访办的大门，就在北京监察部门口的地摊上刻了个章。她丝毫没觉得任何不妥，这个刻章的也是在北京部委门口呢。

　　刻章人疏漏了一个“庄”字，这个章于是变成了不伦不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蒋集体经济组织”。但这丝毫没影响它的功效。

　　张海新带着这个金色大章回到蒋庄村，告诉当年委托她帮忙维权的乡亲们：要按这个章所赋予的权力，成立由五人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委员会，之后“递上去给组织审批”，以后村里土地的事儿，就由这五个人一起商量解决。

　　村民们兴奋极了：“咱的地能回来了。”

　　五个委员很快被七八个经常聚在一起维权的农妇选出来了：张海新本人，识字又能说的刘金兰，一个高中文凭的年轻村民，德高望重的老组长，以及张海新的大儿子吴洋——因为在张海新身边，能帮上很多忙，比如“用电脑打字的时候，能给些指导”。吴洋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村民们选他的原因。

　　为了“方便工作”，张海新又照着政府各机构的设置，去刻了各级机关的红色公章，包括一枚邓州市人民政府印。

　　蒋庄村六组200多个村民，都认可张海新组建的这个新的委员会。除了老支书吴振德。

　　可他不承认也没办法。不用交接，新的委员会很快就开始了工作。第一项工作，就是由五名委员集体商议后，给占领养猪场土地建房的五组村民吴家庆家传达了“停建通知”。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由张海新拟写：××户属非法占用集体的耕地无证建筑，你户的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现责令你户立即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听候处理。

　　通知书下附：邓州市人民政府印、文渠乡人民政府印、邓州市人民检察院、张海新印以及刻有五人名字的集体印章。

　　“停建通知”很快又发给了其他有违章建筑的村民。有人收到通知后，拎着水果去张海新家解释：不盖房娶不了新媳妇啊。张海新温柔又坚决：娶媳妇也不能建违章建筑。再等等，我给大家办合法的建筑证。水果拿回去！

　　村里人开始按照张海新的指示，挨家挨户上交家庭信息，填写《邓州市村镇规划区居民建房申请表》，申请“办证盖房子”。

　　张海新购置了办公桌、办公椅、传真机，本来就不大的家里，挤得满满当当。为了保留证据，她还专门买了台数码相机，专拍看到的违章建筑。各种书籍迅速摆满了家里的各个角落：《户口、人口与计划生育》《一本书读懂土地法》《最新土地法律政策》，甚至还有《领导不可不读的精彩演讲》……

　　就在邓州市政府一墙之隔的小胡同里，张海新一个人的“政府”似乎正越来越完善，而张海新本人，也越来越像“公仆”。

　　每天早上7点送小儿子上学后，张海新便一直整理材料、看书，或是去政府部门上访，直到晚饭后才稍微靠在床上眯一会儿，半夜十二点再起来继续“工作”。她因此得了颈椎病，需要吃药，还常找中医按摩。

　　一次，张海新在推拿时听按摩师闲聊，说某个村民家有冤案，她一下子来了精神：“谁家？告诉我。我帮忙解决。”

　　陪在一旁的吴甜连气带拦，“你可别再揽事儿了。”吴甜觉得，张海新一天从早忙到晚，最后也没办成什么事儿，但是就是有人不断来找她。“我都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相信她。”

　　“为什么不信”

　　“张海新有章能办事”。

　　她在附近维权圈子里出了名。还被添油加醋了诸多杜撰成分：张海新打赢过官司；张海新以前是教师，现在是中央派下来的领导。

　　无从得知张海新本人是否对这些传闻辟过谣。总之，她成了名人。人们也愿意相信她。

　　38岁的小学毕业生王良双就是追随者之一。他是高集乡李岗村村民，在土地纠纷维权过程中成了村维权代表，偶然听说“邓州县城有个人能办事”，四处打听，找到了张海新。

　　另一个是汲滩镇廖寨村村民马香兰。廖寨村村民描述的马香兰瘦瘦高高，看起来弱不禁风，但为人处事和张海新有些类似，“刚正”“敢反抗”。

　　2012年2月，廖寨村启动镇中村改造的“廖寨明盛社区”项目，许多农户房子被强拆，甚至有人在讨要说法无果后，喝农药自杀。村民们自发维权，推选了“敢举着药瓶子跟开发商对抗”的马香兰为代表。

　　村民最初在当地反复告状，毫无进展。突然有一天，马香兰领来了张海新，说她“在上面有人”，之后便组织起8个村民代表，去北京告状。

　　廖春洲也是廖寨村维权代表。他记得第一次见张海新2013年初，张海新穿了一件黑呢子大衣，“一看就是农民，完全不像领导”。廖春洲自我安慰，“也许高级干部都朴素”。

　　但张海新一说话，廖春洲的顾虑全打消了，“柔和，就是领导语气”。张海新只简单说了一句，“既然到了北京，咱就要把赔偿拿到手。”廖春洲觉得如沐春风。

　　廖春洲忍不住问：“你们大领导不都有贴身保镖什么的吗？”

　　张海新笑而不语，旁边有人抢话说：“秘密的，这都是上面不愿意公开的关系，就像是电视里演的中情局！”

　　廖春洲追问：“那你的领导是谁啊？”张海新简短地回答：“领导？我就是啊！”

　　那次北京上访并不顺利。眼看就要过年了，村民耗不下去了，无功而返。

　　可又过了几个月，马香兰带话回廖寨村，张海新要给大家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了这个证，咱们的房子就合法了，开发商的赔偿就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不然的话，他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不会跟我们谈判的。”

　　村民们似懂非懂，不知该不该办。但他们最终被打动了：“就收5块钱工本费，证办下来才收！”

　　“为什么不信！”廖寨村村民至今仍觉得马香兰和张海新不会骗人，“他们站在老百姓这一头，不收钱就给老百姓办事，他们也没骗我们什么啊！”

　　在为维权奔走多年的农民眼里，许多事情都是“张海新是上面派来的人”的佐证：张海新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可以进入中纪委的内部举报邮箱；每次张海新帮忙递交举报材料，检察院都客气地接收；当然，还有那个“金灿灿”的大印章。

　　很快，廖寨村和李岗村如法炮制，在当地“选举”出五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张海新任命马香兰为汲滩镇“负责人”，王良双为高集乡“负责人”，她本人则为邓州市兼任文渠乡“负责人”。所有这些集体经济组织的唯一工作，就是帮助各村进行土地维权。

　　因为给廖寨村改造项目的开发商下达“停建通知”，马香兰被开发商举报。警察带走马香兰三天后，张海新和王良双正在家里商量如何营救马香兰，警察就冲了进来。被带走的，还有整屋子的材料，“整整装满了两个面包车的后备箱。”吴甜说。

　　三个村“负责人”各自领导的维权进程因此停滞了。房子被扒，土地上盖上新房，村民们只敢偷偷在一旁观望。不过，导致这起荒唐事的养猪场土地，倒是一直未再开工建设。

　　听说张海新被抓捕，村民们坚持认为：海新是帮共产党维权啊，根本不是和政府作对，只要把情况跟“上面”汇报清楚，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但是，怎么让“上面”知道这些情况呢？

　　“去北京！”64岁的刘金兰说。商量解救张海新的人中，她最有主见，文化水平最高——小学毕业。“只有‘上面’的人能解决。”她坚持。

　　“上面”究竟是哪里？众说纷纭：中纪委、邓小平、胡锦涛、国土部、检察院、法院、联合国……

　　这个提议最终却没有获得拥护，因为在座的人“不认识路”，“七八十岁了”，“有冠心病”，“谁都没有个手机”……大家开始念叨“海新在就好了”“海新一定很快就能出来”。

　　晌午到了，人群便在大雨中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