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给官员稳定预期是吏治关键

　　“对于干部的激励，既要以事业发展前景加以引导，也应该辅以合理的经济保障；既要用党员干部的标准提出更高的道德操守，也要解决其作为普通人的个人和家庭的需求”

　　最近一段时间，广东、陕西等地针对“裸官”、干部财产申报以及“异地任职”等突出的问题，相继出台了一些新的干部管理措施，颇有新意，也将此前社会上广泛讨论的建议转变为具体的做法。这应该被视为各地正在通过实际行动来积极回应中央提出的干部制度改革设想，体现了地方创新与顶层设计之间的良性互动。

　　实际上，从新世纪以来，一些地方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形成持续性、制度化。这其中固然有推动创新的领导调离后产生的“人亡政息”效应，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创新与整个制度缺乏匹配性，不能从制度中获得必要的支持，最后沦为创新“孤岛”。

　　毛泽东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干部队伍已解决了年轻化、知识化、现代化问题，如何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更有效地实现革命化成为重中之重。显然，要使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保持革命的品格，并不是要求他们在思维、言谈，以及行为上回到革命年代，更不是用革命年代形成的各种标准来简单地约束他们，而是如何使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占据重要岗位的人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保持忠诚和热爱。

　　加入公务员队伍，成为领导干部，这一选择依然受到官本位体制惯性的深深塑造，并由于制度不完善溢出的灰色福利而得以放大。但是，随着社会监督和体制内部监督制约的不断发展，公共权威公信力的滑坡等变化，这种选择的持续性吸引力在被稀释。如何将优秀的人才吸引进干部队伍，并送到合适的岗位，变成了新的，更加艰巨的挑战。

　　因此，干部制度改革不仅要加强对干部的约束，更要增强和稳定干部的预期。这对于新入职和新提拔的干部尤其重要。因为现有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划定了时间点，以确定适用对象的范围。客观地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干部队伍的并不都是社会上最优秀的分子，但应该是有更强公共责任意识和公共服务倾向的人。而对于干部的激励，既要以事业发展前景加以引导，也应该辅以合理的经济保障；既要用党员干部的标准提出更高的道德操守，也要解决其作为普通人的个人和家庭的需求。只有承认干部具有多重身份这个客观事实，才能设计出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干部管理制度。

　　而在激励机制构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干部队伍内部不同的预期诉求，尤其是新老群体之间的差异，避免以往“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式的措施所导致的误导性倾向：一种是“坐公交”倾向。以往的许多措施，名曰改革，不过是分配利益，谁能赶上，谁就能获得好处，如同赶公交车一样，所以每次调整变化，相关人员都会不择手段地恶性竞争，生怕这次失利，永失机会；另一种是“隔墙扔绣球”倾向。对于干部的激励，缺乏稳定性，往往因个别领导的好恶，随意改变激励规则，导致下级干部无所适从，只能将赌注下在对所谓关键人士的“投资”上，不能安心工作，只忙于跑官买官。(杨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