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要求推国家版负面清单 将提升企业投资积极性

　　【导读】国务院要求制定国家版负面清单，市场主体非禁即入。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时值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关键时刻，国务院要求制定国家版负面清单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昨天，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即实现清单之外非禁即入，限制政府的权力。多位学者表示，如此迫切推出负面清单，一方面是激发市场活力，更重要的是迅速和国际接轨。

　　负面清单是国际上重要的投资准入制度，目前国际上有70多个国家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以清单的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清单之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过去，负面清单这个概念在国人眼中是相对陌生的，直到去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双边投资协定(BIT)实质性谈判，这一概念才逐渐成为经济领域的“热词”。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今天召开，就在昨天，国务院明确表示将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它对于已进入实质性文本谈判阶段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推动作用备受关注。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就这个话题进行独家点评。

　　经济之声：其实现在说起负面清单，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上海自贸区推出的负面清单。而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首先请您给我们通俗地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负面清单？

　　张建平：实际上过去在中国，我们对于外资也好，对于民资也好，可能用的都是正面清单的制度。我们会把鼓励发展的产业、限制发展的产业，以及我们禁止进入的行业，都用一个很长的单子给列出来。这个程序是非常繁琐的，这个单子也经常要被纠正。很多的新兴行业很难被纳入正面清单，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行政审批的程序很长，效率很低，因此民资和外资的抱怨就很多。

　　现在我们用负面清单，也就是说在这个清单上，我们只列出那些有限定条件或者禁止进入的领域或者行业，对于不在这个清单上面的行业或者领域，各种企业都可以进入。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同时也体现市场的公平竞争，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具体到上海清单和现在我们推的国家负面清单，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上海自贸区有更自由的市场环境，投资的自由度和便利度都应该更高，所以上海的负面清单从理论上讲应该更超前、更短、更有试验性，而且它的开放程度应该更高。而国家版的负面清单，它将来要照顾全国不同地区的各种情况，所以相对而言，应该没有上海的开放程度那么高。

　　经济之声：如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但分析指出，中美对于负面清单的分歧确实是目前阻碍谈判进一步进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今天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的前一天，国务院要求制定国家版负面清单，很多人都把它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就是BIT谈判联系起来了，说这是在为BIT谈判铺路，怎么看待它这方面的意义？

　　张建平：其实我更愿意把国务院要求制定国家版负面清单，看作是中国适应国内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国际投资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以及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

　　我们需要用这种正面清单，为什么？其实现在中国不缺资金，民营企业也好，外企也好，都有非常强烈的在中国投资的意愿，每年到中国的外资有上千亿美元，但这些民资和外资的抱怨是很多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负面清单，没有体现出国民待遇的原则。今后我们搞的负面清单是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包括美国在内。只不过美国在负面清单这方面可能跟中国要价要的比较高，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它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能力和中国要价。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现在出台的这个办法，也有为BIT铺路的意思，但它不是全部，它只是体现了我们用开放来促改革的这样一个路径。

　　经济之声：其实，对于我国参与的许多国际谈判来说，实现负面清单管理都是必须的，我们应该尽快拿出自己的负面清单，但是昨天国务院的《意见》并没有明确负面清单的出台时间，只是明确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牵头负责。为什么这个国家的负面清单没有一个明确的出台时间，是说明出台的难度比较大吗？

　　张建平：这方面的难度，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个难点在于中国的产业体系是非常复杂，也是非常庞大的，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农林渔。哪些产业是属于敏感产业，敏感到什么程度，哪些产业容易受到冲击，哪些产业能够承受什么样的冲击……所有的这些内容实际上都需要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确认。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也需要动员各个行业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原则上来讲，涉及到国防、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国计民生或者关键性核心技术，这些可能都要列入到敏感行业当中，但具体如何确认，工作量非常大，还需要时间。

　　第二个难点在于部门协调是比较难的，在中国现有管理体制之下，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很多部门都要找抓手，要权利。只有我们把负面清单的实施和改革和简政放权联系在一起，增强部门的协调性，才能加快负面清单的出台。

　　第三个难点在于我们转变管理方式难。过去我们的正面清单管理已经建立了一套管理模式和方法，建立起负面管理模式需要放宽市场准入，但要严格进行市场监管。对于很多政府部门来讲，权利小了，如何适应新的管理模式，如何有新的管理思路，这都是难点。

　　经济之声：一旦我们推出了国家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它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张建平：首先，如果这样一个清单出来的话，我们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因为我们的简政放权和透明度的提升，以及行政审批程序的减少，各种市场主体会积极到中国的市场去投资，挖掘新的增长点，这对于我们当前稳定经济增长，带动中国的经济继续实现中高速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升，我们不光加大对外投资，同时也吸引更多外资到中国来，这个负面清单实际上是适应了当前国际上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对中国来讲，我们现在也在不断推进和很多国家谈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构筑中国的全球自由贸易网络。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负面清单，我们在构建自由贸易网络的过程当中就会变的非常主动，中国的开放型战略体系就会更快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