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面对地方债心态各异 部分官员过年像过鬼门关

　　基层干部“地方债风险”心态录

　　举债还是不举债，欠了债该怎么还，面对地方债务，基层干部有着各种不同的心态

　　举债融资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常规模式，近年来因“路不正、风险多、难持续”引发关注。

　　在一些地方债务风险突出的地方，基层干部深切感受到被“逼债”的压力。房地产市场的风吹草动，牵动着一些依赖土地财政、靠地化债的地方干部的心绪。《瞭望》新闻周刊调研发现，对于如何化解政府性债务，基层干部也抱有各种各样的心态。

　　“超常规发展就需要超常规举债”

　　南方某市市长长期关注国内一些城市的发展模式，他对近些年发展最快的城市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果抛开质量仅说增长速度，这些城市都是通过大量的政府举债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

　　这位市长对重庆、深圳两地过去20年的发展进行对比后发现，一个城市要发展，不举债是不可能的，超常规的发展就需要超常规的举债。他说：“1992年时，重庆的发展远赶不上深圳，当时两市财力的差距最大时超过100亿元，但是从2012年开始，重庆财政总收入开始超过深圳。”在这一过程中，重庆市的八大融资平台起了重要作用。

　　广西一位干部认为，举债发展，只要能掌握好现金流在时间段上的平衡，就能促进地方跨越式发展，也不会出大问题。他说：“我们开发一个新区，以前把土地整理出来，建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都是砸钱进去，现在慢慢才有一些房地产。在投资当时看成本很高，负债也较高，随着土地的升值，价值有十几倍的增长，不仅能偿还债务，也能推动地区发展。”

　　除了“政绩冲动”外，现实的发展需要也是地方政府举债的重要原因。内蒙古的一位财政部门干部认为，有些民生项目，不允许政府“量力而行”，而是“砸锅卖铁”也要去做。他说：“例如，我们这里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新农合政策普及之后，农民的看病意识提高。但当地医院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每天爆满，很多人住在走廊里，政府只好咬紧牙举债重建医院。”

　　“我们错过了举债发展的黄金期”

　　“我们胆子小，错过了2008年以来举债发展的黄金期”，西部地区一位干部说。采访中，多有基层干部对于当地近几年没能大规模举债发展而感到遗憾。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张显刚等人认为，湘西的负债率在全省最低，并不能说明湘西金融风险控制得好，反而说明湘西在运用政府投融资渠道方面“后知后觉”。

　　湘西干部们介绍，以交通建设投融资为例，湖南多地以百亿元计算，湘西才刚刚搭起平台。别人的很多项目已经建成，湘西刚上来却遭遇到国家踩刹车。当地有人议论，没赶上地方融资的“末班车”，反而踩到了收口子、控风险的“蛇尾巴”。

　　湖南省长沙市一位干部表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举债建设方式以来，相关金融政策时紧时松，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政策的摇摆，催生了地方干部一种心理：抓住机遇赶紧贷款，搞得早是经验、成绩，搞得晚是问题、要被查处。所以一旦政策松动，就纷纷“抢机遇”、“求发展”。

　　湖南省一位地级市副市长说：“我们去年搞城市多系统提质改造，光是道路建设项目就有207条路同时开工。说实在的，真是扰民。城区一度汽车无法通行，周边城市的摩的司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拉人。幸好那半年多久旱无雨，老百姓虽怨声载道，但还是可以忍受。”半年之后，大部分项目竣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纷纷叫好。在一些网络论坛上，上半年的骂声和下半年的赞扬声形成鲜明对比。

　　他说：“这么干，不得已啊。政策变化大，抓不住机遇，一等又不知道要多少年。”

　　“前任借钱，后任借更多的钱”

　　“地方政府举债，大多数会想到还；有的本来想还，但后面形势变化了，还不起了；也确实有的压根不想还。”南方一地级市市长说，比如一届市长任期5年，刚来时借钱用，等钱用完了，城市发展了，没等还钱，就调走了，新一届市长又来了。

　　他说，没有哪一任市长会想“我不干别的事，赶紧把钱还了”，因为上一任市长借钱搞了街道、广场，升迁了，新来的市长也得干点事，所以也去借钱……到后面第四任、第五任，已经“债多不愁”了。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对无节制举债表示担忧，中部省份的一位干部说：“有限任期的官员，不会对长远负责。前任借钱，后任借更多钱。借钱越多，摊子越大，表面上越繁荣。如果再不管住地方官员乱借钱、乱投钱的手，风险将继续累积。”

　　今年以来，我国开始尝试把政府性债务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中，防止“前任借钱，后任借更多钱”恶性循环。对此，受访基层干部也提出自己的见解。

　　广西一位城投公司负责人认为，把债务纳入考核，操作起来有难度。首先，要确定债务是谁任上搞出来的，从到任开始算起还是连历史债务一起算？其次，消化债务，地方上最主要的来源是靠土地出让，这在无形之中也会推高地价、房价，形成经济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