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中国年"开创亚太自贸区契机 三方面挑战待破解

　　25年来，APEC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开放，有别于其他封闭性的区域经济集团，APEC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已经形成的巨大成就，使得亚太自由贸易区成为亚太人民的理性选择和现实追求。

　　2014年，APEC成立25周年。25年来，持续推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成为其最重要的成就，并形成了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APEC“三大支柱”。

　　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APEC成立之时，亚太地区的平均关税是16.9%，到2011年下降为5.7%，低于10.3%的世界其他地区平均水平。

　　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25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区内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区内贸易比例高达67%，亚太大市场初步形成，超过了欧盟，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APEC经济技术合作是在自愿参与、主动倡议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25年来，通过能力建设与信息分享，促进各成员经济体的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逐步提高了整个亚太地区居民的经济与社会福利。

　　这三个支柱的进展，为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也为这次会议议题的提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从实践来看，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一直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即最惠国待遇(MFN)。

　　2014年，中国时隔13年后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以“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大议题，推动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得到与会者积极响应，使这次APEC会议成果丰硕且具有持续影响力，成为提升我国软实力和我国引导国际舆论能力的重要契机。

　　推进FTAAP正当其时

　　25年来，APEC最为成功的经验就是它坚持实行开放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了投资自由化，降低了关税，提高了生产率和全球竞争力，APEC所有成员整体上都获得了回报。根据APEC秘书处的报告，APEC区域内贸易占APEC贸易总量的比例达67%，远高于欧盟区域内贸易额。

　　APEC虽然没有约束性的协议，但对成员间贸易的影响不亚于自由贸易协议，APEC成员正享受着事实上的高度区域一体化的好处。根据这份报告，APEC成员间的贸易超过它们与其他自由贸易协议伙伴之间的贸易，而APEC和世界贸易组织双料成员间的贸易规模则更大。一个APEC成员对另一个成员进出口的可能性比对一个非成员进出口的可能性分别高2倍和3倍。

　　APEC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区域经济组织，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政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对全球经济贸易走向将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目前，APEC21个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4%，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6%，直接投资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量的45%。

　　亚太地区经济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发动机，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和聚焦点。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自由贸易体制发展和下一代新贸易规则构建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APEC诞生以来，1993年领导人会议发表《西雅图宣言》，承诺要不断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在1994年制定“茂物目标”之后，19年间陆续通过了《大阪行动纲领》《苏比克会议宣言》《温哥华宣言》《上海共识》《釜山路线图》《河内行动计划》等文件，逐渐形成“APEC方式”和“APEC一体化”观念，承认APEC存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希望通过灵活渐进、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原则，结合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强调以APEC方式，创造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格局。

　　1994年，在印尼茂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确定了茂物目标双时间表(发达国家到2010年和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EVSL提交WTO三种替代方式，从而形成了APEC的三大理念：即共同的单边主义推动自由化、协商一致进行决策和对区外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2006年APEC会议上，APEC成员领导人进一步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的目标。

　　“APEC中国年”成契机时刻

　　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额的60%，实际利用外资的83%来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对外直接投资的69%流向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中国19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

　　对中国这样从区域大国迈向全球大国的国家来说，主动推进APEC自贸区建设进程具有更大的战略利益。2014“APEC中国年”抓住这一机遇，提出恰当的议题，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恰当的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和路线图，主动“架起桥梁”而不是像一些国家在“太平洋中间划线”。

　　2014年是APEC中国年，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元年。中国全面启动新一轮经济和社会改革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定新的历史方位。作为主办APEC峰会的东道国，中国需要发挥“主场外交”的优势，把APEC的机遇化成中国的机遇，响亮地提出议题，表达自己的主张，进一步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国际规则的制定”。同时，作为APEC新兴经济体中的翘楚，我们还要善于把中国的机遇化成APEC的机遇，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在APEC发展史上奠定一座新的丰碑。

　　因此，“APEC中国年”关于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议题，既具有连续性，可以秉承APEC的精神，持续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作出新贡献；此议题又具有合理性，可以在亚太地区通过更为开放的方式，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太地区持久发展注入新动力；还具有标志性，可以通过更为务实的设计和路线图，精心描绘亚太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蓝图。

　　启动FTAAP已铸五大优势

　　与世界其他经济组织相比，APEC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具有五大优势：

　　一是尊重亚太地区的多样性。

　　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多样性，横跨四洲，成员既包括太平洋沿岸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成员，也包括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既有东方文明，也有西方文化。承认多样性，是对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成员的尊重和包容。各成员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差异性极大，成员共同利益是APEC存在的基础，也是制定一切纲领所优先考虑的前提。

　　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已得到广泛认可，启动这一进程可以使成员普遍受益。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是这次会议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启动亚太自贸区谈判的有利条件。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

　　二是亚太价值链发展对亚太经济一体化有内在要求。

　　亚太地区是全球价值链分布范围最广的地区之一，对启动和建设自由贸易区有内在需求。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打通亚太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链接的阻塞点，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加快全要素自由流动。构建亚太地区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和开放融合的大市场，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和现代流通规律使然。APEC提出的这一议题，顺应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化大流通发展的趋势，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同速转动。

　　三是亚太地区拥有全球最多的自贸区组织。

　　设计合理路径链接已经形成的各类自贸区，可以使之整合为地区新优势。据统计，从2002年到2013年初，亚太地区双边自由贸易区(RTAs/FTAs)从70个猛增到257个，其中签约132个，生效109个，谈判中的75个，有意向的50个。各个RTAs/FTAs使用不同标准的原产地条款，使“意大利面碗效应”开始出现。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整合APEC内部的FTA，减少交易成本，便利贸易和投资，日益成为APEC成员关注的问题。

　　四是亚太地区在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上已经具有的基础。

　　APEC成立之时，亚太地区的平均关税是16.9%，到2011年下降为5.7%，低于10.3%的世界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目前，APEC许多成员的大部分部门的关税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基本上达到自由化的标准。自1989年APEC成立，让货物、劳务和商务人员能够在最有效和最优成本的条件下完成跨境流动，也是核心内容，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也为APEC相关经济体带来了好处。截至2013年6月1日，有19个APEC经济体成员都参加并实施APEC商务旅行卡计划。

　　五是总体看APEC坚持灵活性和非歧视原则。

　　由于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类似欧盟那样的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由于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它并没有要求各经济成员让渡全部或部分主权，而是灵活地维持了各成员的自主性，在共识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它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

　　1994年，APEC名人小组(EPG)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衡量“开放的地区主义”的4条标准，即：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扩大成员的单边自由化；在基于最惠国原则实施区内自由化的同时，继续减少对非成员的壁垒；在互惠的基础上，把地区自由化的成果扩大到非成员；允许任何一个APEC成员单边、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把APEC自由化扩大到非成员。

　　三方面挑战有待破解

　　从当前需要面对和破解的挑战来看，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缺乏实质性的合作措施。

　　APEC在25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它自身面临着一系列较大的挑战，并遭到一些“清谈俱乐部”之类的质疑。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各成员把关注焦点从APEC成员间的地区合作，转向如何解决各自的经济困境，“各人自扫门前雪”，导致APEC面临着认同危机以及信任危机。

　　一些限制性措施仍然在许多APEC成员经济体中存在，其中贸易补贴、许可证条件和海关控制措施最为突出。这在某些APEC发达经济体成员中表现较为明显。如从2008年到2012年，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措施和保护性措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技术性壁垒和保护性措施分别增加了80%和48%。APEC成员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产品受到了这种环境贸易壁垒的影响。

　　二是APEC机制约束力问题。

　　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欧盟(EU)相比，APEC是一种“弱制度”的区域合作论坛。非机制化与自愿原则是构成APEC方式最基本的原则，故而决策的非约束性和自愿性是APEC的两大突出特征之一。这决定了APEC的决策与决议不具备一般国际法和国际协定意义上的约束力，强制性色彩较为淡薄。在1993年的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提出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主张，意在强化APEC的约束力。

　　三是一些国家的战略性介入产生了新的变量。

　　特别是随着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欧盟“更加重视亚太”、俄罗斯“向东看”和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搅局，亚太推进自贸区建设似乎显得渺茫。近几年亚太地区风云变幻，与APEC精神和宗旨以及2010“茂物目标”第一阶段目标越来越远，“推进自贸区建设”甚至沦为“清谈馆”和“玄谈”。

　　能否以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为目标整合APEC成员内部的RTAs/FTAs，目前已走到了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亚太自贸区(FTAAP)反映了APEC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发展的一个宏大构想，由最初的难以企及，到由于各国的不断推动，特别是中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第二大贸易体和第二、第一大经济体后逐渐变得具有现实性，大国相对于小国有更多的动力和能力提供区域合作这样的公共产品。□(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