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官员：亚太自贸区能够包容TPP与RCEP

　　亚太自贸区能够包容TPP与RCEP

　　访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

　　APEC的约束力在增强；TPP和RCEP各有其不确定性，亚太自贸区应能包容二者

　　北京APEC最后一轮高官会11月6日结束后，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就亚太自贸区建设、APEC发展趋势、亚投行运营等热点问题，在国家会议中心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TPP和RCEP各有其发展的局限性

　　《瞭望》：本次高官会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要启动FTAAP(亚太自贸区)的综合战略研究，您怎么评论其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关系？

　　张建平：在亚太地区，RCEP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舒适度较高，不仅是区域内，连区域外的大国如印度也参与了；而TPP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舒适度较高。两条重要谈判轨道对未来的亚太自贸区都是重要基础。

　　这两者都会成为亚太自贸区的重要支撑，两轨同时推进，未来也许走向融合，但这只是可能的路径之一。所以我们倡议对区域内的所有自贸区，不管是双边的、多边的还是TPP与RCEP，进行全面的战略研究，在现实基础上使所有经济体就未来路径达成一致意见，经过深入论证，寻求实现路径。

　　《瞭望》：本次APEC对亚太自贸区讨论的焦点是什么？

　　张建平：焦点是对其性质的理解。亚太自贸区未来是什么样的协定？自由化程度和便利化程度达到什么水平？它的范围是更多地集中在贸易投资领域，还是像TPP那样扩展到更多范围，是否包括更多边境后问题，如环保、劳工、知识产权和国有企业归置？它将使用什么样的模板和标准等。这些都需要21个经济体通过全面战略研究来确定，因为目前所有双边与多边模板都没有这样大的规模，要涵盖21个差异性非常大的经济体，其包容度要求非常高。

　　《瞭望》：如何看待TPP、RCEP等区内既有的自贸安排？

　　张建平：对于TPP，此前曾有专家持“阴谋论”，认为它是针对中国的；有“等待论”，认为中国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有“搅局论”，就是要破坏TPP谈判，使它谈不成；还有“抗衡论”，也就是中国应该发展另一个自贸区协定与之对抗等等。

　　经过对TPP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不对。实际上，中国政府官方也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改变了对TPP的看法。从去年5月起，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公开表示，TPP、RCEP还有“10+3”、“10+6”等，都是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和轨道，它们中的许多成员都是相互重叠的，我们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中国对TPP要密切跟踪研究，并乐见其成。

　　RCEP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更加欢迎的自贸协定，目前正在谈判推进，但亟待解决谈判框架、谈判模板、自由化程度等关键问题。

　　《瞭望》：TPP和RCEP的谈判进展如何？有没有谈不成的风险？

　　张建平：TPP已完成了80%的谈判任务，另外20%主要集中在边境后问题，比如环境标准、国有企业归置这些难度非常高的问题，它们在发展中经济体如马来西亚、印尼的接受难度很大。另外，日本就农产品开放问题提出难题，使TPP谈判进展受到影响。

　　另外一个潜在问题是，美国国会对TPP并没有给予TPA(贸易推进授权，允许美国行政部门向国会提交最终的贸易协议，不经修订，直接进行投票表决)，这意味着即使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了关于TPP的一致文本，在美国国会审议时也有遭到修改或否决的可能性。

　　美国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总统对国会的影响受到削弱，这使TPA的给予难度增大，对于TPP相关成员的信心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而对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比如马来西亚和越南，即使它们能接受TPP规则，受其能力和发展阶段的限制，能不能将TPP严苛的标准真正实现，也是个疑问。所以，TPP具有不确定性。

　　RCEP也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对于自由便利化标准现在还没有确定，使用什么模板也尚无定论。

　　因此，APEC提出亚太自贸区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包容TPP和RCEP，从不同路径共同推进，逐步去探索。

　　APEC约束力不是削弱而是增强

　　《瞭望》：有评论认为，APEC成员高速发展势头不再，各成员经济体参与热情降低，所通过的目标和文件对成员也缺乏约束力，您怎么看？

　　张建平：APEC作为非正式非约束性的合作平台，不仅在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相互贸易和投资方面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有政策上的协调沟通作用。

　　如果没有APEC多年来不断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投资便利化，就不可能使原本只有几个自贸区的亚太地区发展成为今天很大的“面条碗”(指区域内存在多个自贸区，各优惠协议如面条般相互交错)，共56个自贸区协议。

　　在2005年左右，也就是APEC发展中期时，约束力确实有所减弱。比如亚太自贸区在2006年就被提了出来，但那时连双边的协定都很少，看这个提法就如看空中楼阁。

　　但现在，亚太自贸区的实现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像中韩、中澳这样的双边自贸区年底就可能实现，更多更大的区域内自贸区也在形成与谈判。APEC正在从非约束力走向亚太自贸区这种有约束力和国际法效力的协定，而每个成员也在从中获益。

　　另外，多边合作很多时候也推动双边的发展。比如，如果没有APEC平台，今年中美元首的会晤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但APEC平台促成了两大经济体的有效合作。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这一区域集中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是未来影响全球的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它的作用还将发挥下去。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2012年在俄罗斯APEC峰会上，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包含54个6位海关税号的环境产品清单，旨在2015年底前，清单内产品降税到5%或以下。这一谈判在WTO中都没有实现突破，却在APEC谈成了，其中中美在推动其进程方面做出很大贡献，这一清单也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再加上绿色供应链、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蓝图、电子口岸等机制和非机制的合作，APEC将变成一个高效的有约束力的平台，不断推动每个经济体创新增长。

　　亚投行并非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瞭望》：在亚太自贸区中，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发挥什么作用？

　　张建平：这次APEC三大议题的设置，体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速，所有经济体都相互影响和作用，亟须深化区域合作。亚太自贸区是远景目标，需要不断用创新改革来推动增长，用贸易投资便利化来推动发展，而这两大目标的实现需要互联互通，互联互通又需要金融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要推行PPP(公私合作关系)模式，这些都说明亚太正在走向合作和融合的时代。

　　《瞭望》：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建平：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已经很难满足亚太国家基础设施融资达到万亿美元的缺口，亚行的东盟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只能提供千亿美元规模，而印尼一国就提出了1600亿美元的需求盘子，这就迫切需要有新的区域性金融机构来弥补缺口。

　　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与区域内的经济体联系密切，对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经验丰富，设备性价比高，受到众多经济体的欢迎。这是为什么亚投行能得到那么多经济体支持的原因，它将与世界银行和亚行形成互补关系。

　　从性质上讲，亚投行作为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与世行和亚行类似，将运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营机制和治理模式，但它是由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倡议设立的，在推进时会更多地使用中国经验，采取更加务实更能在发展中经济体中适用的方法。

　　《瞭望》：有一些人认为，金砖银行的成立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其进程推动也非常缓慢。亚投行会不会也是如此？

　　张建平：首先，亚投行的成员与金砖银行不同，亚投行成员经济关系非常紧密，比如东盟和南亚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使得它们在协商规则和运行模式时有良好的基础，可操作性会更强。

　　金砖银行的五个成员国，各有各的发展模式和理念，相距也比较远，有很多问题需要磨合。从中长期看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因为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剧变，按GDP算的话，金砖五国的经济规模正在接近G7，年均增长速度却比G7高几个百分点。但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下，不论是WB和IMF中，金砖国家都受到制约。因此，金砖银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不足的补充，使发展中国家巨大开发性融资的需求得到满足。如果说，亚投行的重点支持区域在亚洲，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银行的支持区域是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经济体。

　　《瞭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主要推行的是公私合作模式(PPP)吗？

　　张建平：PPP是推荐模式，但不是唯一模式。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会平行存在。推行PPP是要发挥公私合作的独特优势，更高效率地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PPP对每个国家的法律、政策规则体系有很高要求，因为它既涉及到政府、金融机构，也涉及到大量民间资本和企业，周期长，需要维持适当的项目收益水平，因此要有相应政策法律体系去约束和规制。中国正在设立国家级PPP中心，黑龙江和江苏等也设立了省一级的PPP中心，也就是说相应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其实，现在PPP已经运用在许多实践中，比如北京地铁4号线的建设就是PPP模式，在具体项目的实践中它也会进一步得到完善。□《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乐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