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70后80后90后逐渐成为器官捐献主力

　　突破人体器官捐献“瓶颈”

　　捐献意愿不强、捐献率偏低，是造成我国器官供需比差距很大的根源所在

　　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

　　我国尽管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完成数量第二大国，但器官紧缺、供体不足、供需比悬殊，已成为当下制约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了解到，我国各地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极大，但受制于多重因素影响，供需间的巨大鸿沟并未有效缩小，公众对器官捐献普遍抱有“不了解、有抵触、顾虑多”的畏惧态度，众多患者只能在等待中继续忍受病痛甚至结束生命。

　　供体来源极为紧张

　　“从我进入角膜专业的那天起，工作中就一直遭遇着一个难题——角膜供体稀缺。”从医50余年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陈家祺说，从技术上讲，我国角膜移植手术已没有任何难度，但没有角膜供体，再好的技术也派不上用场，很多患者只能在黑暗中煎熬等待。

　　作为陕西省唯一的眼库，2004年至今，西安市眼库共接受无偿角膜捐献67例，但全省有15万患者需要角膜移植。死刑犯、国外捐献一度占到该眼库供体80%以上，但随着2015年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角膜供需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我们2个病区有600多名患者排队登记。在不新增病人的情况下，也需要两三年才能全部做完。”西安市眼库主任银勇说。

　　自2009年起，我国陆续在一些省市开展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至全国，器官捐献数量逐年提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球器官供需比大约是1:5，而我国是1:30。201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只有0.03人实现了成功捐献，2013年，每百万人口中有0.63人实现捐献。作为试点省份之一的广东，近5年累计成功捐献570多例，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说，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捐献意愿不强、捐献率偏低，依旧是造成我国器官供需比差距极大的根源所在，因等不到器官源而耗尽生命的危重患者占了总数的大多数。

　　亟待建立“诚信防火墙”

　　本刊记者了解到，供需比差距巨大使人体器官成为稀缺资源，一些地下黑市交易因此屡禁不绝，甚至有医护工作者参与其中。执法力量的薄弱和较低的惩罚力度使器官买卖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极大影响了器官捐献事业的公信力。

　　2014年5月，通过互联网招募“供体”向患者出卖人体器官的被告人王某在西安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同年8月，涉嫌买卖51枚肾脏的迄今为止我国最大一起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件在北京终审宣判，15名被告人包括组织者、中介、掮客和4名医护人员。与此同时，现行分配机制相对不透明、不公开，宣传较少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也引发了爱心人士的“捐献焦虑”。

　　贵州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程德忠说，自己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器官捐献志愿者，不少人都担心无偿捐献的器官会被拿去牟利。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012年5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1000多名受访者中，逾八成担心捐献的器官有可能被拿去买卖。而原卫生部2011年的一项器官捐献研究项目结果显示，在不愿意捐献器官的受访者中，有30.1%的人担心“捐献出去的器官会造成器官买卖”。

　　“事实上，‘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早在2013年就上线运行，然而，外界仍然对器官捐献及其分配缺乏了解。”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赠办副主任李劲东坦言，根据法律规定，器官捐赠者和受赠者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也不能让双方互相知晓和联系。具体到红十字会的操作而言，即便是给予捐献者的补助公开也存在困难，因为涉及捐献者和家属的隐私。此前曾有调查显示，仅有不到10%的捐献者家属愿意向社会公开信息。

　　多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并积极宣传推广公民捐献情况下，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是亟待建立的“诚信防火墙”。

　　捐献数量已有较快增长

　　自2009年起，我国陆续在一些省市开展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在3年试点期内，19个试点省份累计实施捐献659例，捐献器官1804个。随着2013年这一工作在全国所有省区市铺开，各地器官捐献数量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来自广东省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的15例，到2014年大幅提高到246例，近年来器官捐献的数量和案例都呈现显著增长。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月18日，已登记器官捐献者3.4万人。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陆续建立起器官捐献的管理部门及专业机构，并出台地方性法规对器官捐献予以规范。2014年8月，贵州省红十字会成立了人体器官与细胞组织捐献办公室，目前全省共有3个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移植项目包括肝脏、肾脏、胰腺和小肠。

　　截至目前，深圳市累计已有688人身后捐献眼角膜，190人捐献遗体，158人捐献多器官。“之所以捐献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与深圳很早就推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有直接联系。条例明确了器官捐献自愿、无偿原则，规定了捐献器官的条件，规范了医生的摘取和移植行为，严禁买卖人体器官。”深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说。

　　多位专家表示，从目前一些地方器官捐献者的年龄构成来看，70后、80后、90后的年轻捐献者已逐渐成为主力。年轻人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上一代，基于此，未来我国器官捐献事业有实现较大发展的潜力。

　　何晓顺认为，我国每年死亡人数900多万，其中比较适合器官捐献的，如因交通意外、中毒、脑出血致死者等潜在捐献者占近四成，也就是说理论上有300多万人是可以进行捐献的。如果能够加大宣传并完善相关机制，或许会让更多逝者的生命用另一种形式延续。

　　提升捐献意愿宜多措并举

　　多位受访者表示，改变我国器官移植供需比差距过大的局面，不仅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的捐助意愿，更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相关制度等多方面着手。

　　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器官捐献知识的普及力度，发展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志愿者，并放大名人捐献器官的示范效应；推动器官移植立法改革，完善相关保障机制，让器官捐献在阳光下运行；保持对器官黑市交易的严打态势，建立适合国情的对捐献者的人道救助体系。

　　多年以来一直呼吁建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制度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认为，目前亟需建立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体系，在鼓励公民捐献的同时，更要加快推动器官移植立法改革。

　　业内人士提出，针对担心器官被用来牟利而引发的“捐献焦虑”，相关制度设计应以公信力建设为核心，将公开、透明作为最重要目标。曾通过媒体全程展示器官捐献与分配过程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治医师韩明说，从确认捐献者脑死亡，到家属填写登记表，到根据肝脏匹配度和患者等待时间最终敲定受捐者，这样的全过程经媒体传播后，能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器官捐献与分配，也能打消阴谋论、买卖论的顾虑，让更多的人放心捐献。

　　对捐献者给予一定的人道救济，是挤压黑市交易的途径之一。建议设立器官捐献救助基金，抓紧制定公开、透明的救助制度，明确监管部门及救助过程，对救助款去向公开透明。

　　深圳市眼科医院角膜及眼表病区主任姚晓明说，一些发达国家在鼓励公众捐献器官方面的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参考。一是提高器官捐献意愿征询的送达率。美国的做法是在年满18岁的成人初次领取驾照或者换发驾照时，要求其填写表格，表明是否愿意在遭遇交通意外后自愿捐献器官，从而不必等到潜在捐献者临终时再去游说家属遭人反感；二是适当给予捐献者人道主义救助。在以色列，登记成为器官捐献者的人，如果有一天自己需要器官移植能优先获得器官。□(采写记者：陈晨叶前杨一苗李惊亚肖思思帅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