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万亩“粮王”规模化经营碰壁 年年亏损致破产(2)

　　农业项目“垒大户”风险重重

　　在部分传统农区，半月谈记者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倾听种地大户的酸甜苦辣。不少农户反映，在土地规模流转的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进行破解。

　　土地流转求大、求快，农业项目“垒”起了大户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央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实践中，“多大规模是适度”标准较为模糊。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出现了一股求大、求快的动向，一些种养大户、家庭农场“虚胖”现象严重。

　　在中部某粮食主产县，截至2013年，该县流转土地1000亩以上的农业大户有80多户、4000亩以上的有11户、1万亩以上的有3户，最大户土地流转面积近4万亩。

　　采访中，基层干部坦言，大规模土地流转被领导看成衡量农业发展政绩的指标。虽然农业部门并不赞成土地大规模流转，但上级官员很推崇，因为“大项目”才是看得见的政绩。

　　无独有偶，中部某农业大市也出现了类似土地流转规模过大的问题。据农业部门对土地流转项目分析来看，这个市一次性连片流转千亩以上的就有400多宗，面积近80万亩，占已流转面积近一半。不少土地流转项目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圈田占地有后患、规模过大有风险”等问题。

　　当地农业局干部告诉记者，土地流转面积过大投入就大，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大，不符合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一旦遭遇市场风险，容易引发生产波动，影响社会稳定。

　　除了通过行政命令、下指标的方式“垒”起大户之外，有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时，对经营项目不熟悉，盲目认为流转规模越大、经营效益越高，资金、技术、人力跟不上，也很容易产生风险。重庆永川区种粮大户梁自然种粮破产后，不少流转的土地也被迫撂荒，形成巨大浪费。

　　在重庆市农学会会长张洪松看来，土地规模经营风险较大，应该坚持的原则是，第一，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不能用简单化的行政干预手段来推进流转；第二，严格设立社会资本入农门槛，对其经营能力、项目前景、预期风险进行有效评估，降低土地流转的风险。

　　“如果有专业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农地加速流转，各地种地大户不断涌现，但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使不少农业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了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

　　何世素农机作业“自操自办”，原因在于彭水县农机服务组织发展赶不上大户增长的速度。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15台。“10家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能搞出啥服务？”

　　在河南农区，农业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洒，掌握得也不精准，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起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都得亲力亲为。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也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150万公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上还是空白。”

　　“种粮患上‘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

　　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为了种粮，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

　　“以前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以自己解决。但现在我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种粮已经患上了‘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人给你贷款。”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10多家亲戚，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最大的一户借了10万元，其余两三万元不等，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签字盖章。显然，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资金链断裂，很可能导致破产。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农业大户所患的资金“贫血症”较严重。仅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农委专题调研课题组调查，全市1.7万个农业合作社融资需求近65亿元，目前获得贷款只有1.4亿元，需求满足率仅为2.15%。涉农贷款除了要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之外，一般还要额外支付担保费、抵押资产评估费、手续费等，涉农贷款实际成本高于城镇非农贷款。

　　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不可预见性大，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种个地贷什么款！”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不少种粮大户建议，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半月谈记者 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