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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页 重庆万亩“粮王”规模化经营碰壁 年年亏损致破产(2)

2015年02月09日 08:57 来源:半月谈  参与互动()

  农业项目“垒大户”风险重重

  在部分传统农区,半月谈记者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倾听种地大户的酸甜苦辣。不少农户反映,在土地规模流转的过程中,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亟待进行破解。

  土地流转求大、求快,农业项目“垒”起了大户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中央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实践中,“多大规模是适度”标准较为模糊。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出现了一股求大、求快的动向,一些种养大户、家庭农场“虚胖”现象严重。

  在中部某粮食主产县,截至2013年,该县流转土地1000亩以上的农业大户有80多户、4000亩以上的有11户、1万亩以上的有3户,最大户土地流转面积近4万亩。

  采访中,基层干部坦言,大规模土地流转被领导看成衡量农业发展政绩的指标。虽然农业部门并不赞成土地大规模流转,但上级官员很推崇,因为“大项目”才是看得见的政绩。

  无独有偶,中部某农业大市也出现了类似土地流转规模过大的问题。据农业部门对土地流转项目分析来看,这个市一次性连片流转千亩以上的就有400多宗,面积近80万亩,占已流转面积近一半。不少土地流转项目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圈田占地有后患、规模过大有风险”等问题。

  当地农业局干部告诉记者,土地流转面积过大投入就大,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大,不符合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一旦遭遇市场风险,容易引发生产波动,影响社会稳定。

  除了通过行政命令、下指标的方式“垒”起大户之外,有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时,对经营项目不熟悉,盲目认为流转规模越大、经营效益越高,资金、技术、人力跟不上,也很容易产生风险。重庆永川区种粮大户梁自然种粮破产后,不少流转的土地也被迫撂荒,形成巨大浪费。

  在重庆市农学会会长张洪松看来,土地规模经营风险较大,应该坚持的原则是,第一,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不能用简单化的行政干预手段来推进流转;第二,严格设立社会资本入农门槛,对其经营能力、项目前景、预期风险进行有效评估,降低土地流转的风险。

  “如果有专业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农地加速流转,各地种地大户不断涌现,但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使不少农业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了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

  何世素农机作业“自操自办”,原因在于彭水县农机服务组织发展赶不上大户增长的速度。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15台。“10家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能搞出啥服务?”

  在河南农区,农业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洒,掌握得也不精准,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起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都得亲力亲为。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也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150万公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上还是空白。”

  “种粮患上‘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

  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为了种粮,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

  “以前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以自己解决。但现在我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种粮已经患上了‘贫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人给你贷款。”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10多家亲戚,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最大的一户借了10万元,其余两三万元不等,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签字盖章。显然,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资金链断裂,很可能导致破产。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农业大户所患的资金“贫血症”较严重。仅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市农委专题调研课题组调查,全市1.7万个农业合作社融资需求近65亿元,目前获得贷款只有1.4亿元,需求满足率仅为2.15%。涉农贷款除了要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之外,一般还要额外支付担保费、抵押资产评估费、手续费等,涉农贷款实际成本高于城镇非农贷款。

  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不可预见性大,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种个地贷什么款!”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不少种粮大户建议,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半月谈记者 李松)

【编辑:王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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