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女儿讲述卫国战争：我们给伤员喂饭喂水

　　刘爱琴向记者讲述自己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经历 摄/法制晚报记者 杨益

　　刘爱琴讲述在苏联亲历卫国战争 刚回国时受父亲严格要求女儿预备党员转正 刘少奇不同意 

　　刘爱琴

　　1927年生于湖北汉口，刘少奇长女。出生后即交给汉口一工人家庭抚养，曾当过童养媳。1938年被党组织找到，回延安与父亲团聚。1939年和哥哥刘允斌一起赴苏联，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0年，进入苏联10年制学校读书。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刘爱琴和年少的同学们一边坚持学习，一边在后方生产苏军的军服、食品，在军队的医院照料伤病员。

　　战争结束后，刘爱琴于1946年考入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学习经济计划专业。1949年与秘密出访苏联的父亲刘少奇一起回国，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1953年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1958年报名到内蒙古边疆工作。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副教授。

　　身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历史的不可选择常常使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1927年，刘爱琴出生在大革命时期腥风血雨的武汉，出生后不久便被交给汉口一个工人家庭抚养，曾当过童养媳。直到1938年才被党组织找到，回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

　　1939年，刘爱琴和哥哥以及一些中共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被送到苏联学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他们年龄幼小、身份特殊，但他们同苏联人民一起，在后方生产苏军的军服、食品，还有的在军队的医院照料伤病员，为反抗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贡献。

　　面对童年时的苦难和战争的灾难，如今，耄耋之年的刘爱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但对于法西斯的残忍行径，刘爱琴对《法制晚报》记者说，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恨”字能说清，“我们已经超越了恨。”

　　远赴苏联

　　德军飞机常在上空盘旋 领一个孩子往防空洞跑

　　刘爱琴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1939年8月底的一天，父亲刘少奇把自己和哥哥刘允斌叫到身边，问：“你们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苏联是什么？”当时没怎么上过学的刘爱琴天真地问父亲。

　　父亲告诉刘爱琴，苏联是一个国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国家，问她是否愿意去那里学习。“我当时是非常乐意去的，听说那边的人都上学，只要能学习我就很开心，并没有想太多。”刘爱琴说。

　　第二天，刘爱琴和哥哥就告别了父亲，离开延安。经过各种辗转，历经3个多月时间，他们终于到达莫斯科远郊的莫尼诺儿童院。一年多后，她们又集体转到了伊万诺沃儿童院。“那里的孩子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后代。”刘爱琴说。

　　在儿童院的生活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的生活没能持续太久。1941年夏天，德国法西斯把魔爪伸进了社会主义苏联。

　　战争刚开始时，德军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儿童院附近的上空盘旋。“那时候，像我哥哥那样大班的孩子都要在房顶、门口等地方值班，盯着飞机有没有来；我们中班的孩子负责保护那些还没上学的孩子撤离，飞机一来，我们就一人领一个孩子往防空洞或者防空壕里跑。”刘爱琴说，那时候年龄虽然小，但并不觉得害怕。

　　后勤支援

　　为前线战士缝白斗篷 双手留70年伤口

　　战争爆发几天后，符合年龄的男同学就参军上了前线，女孩们做一些支援前线的后勤工作。

　　“我们给伤病员喂饭、喂水，帮他们给家里写信，帮他们洗纱布。战争很残酷，来得又快，他们走的时候都很急，也没时间给家里写信。”刘爱琴回忆，他们还会给伤员表演一些小节目，有的唱歌，有的念诗，就是让他们心情好一些。

　　除了照顾伤病员，后勤人员还要日夜不停地为前线将士们缝制白斗篷、棉手套、军衣、军用水壶套等。

　　战争让猝不及防的孩子们陷入了饥饿和寒冷之中。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假期里，刘爱琴他们就到农庄去收庄稼，一干就是一个月，割麦子、挖土豆、刨胡萝卜。每个人手上都裂开了血口子，但没有人叫苦喊疼。

　　刘爱琴说，有一次哥哥刘允斌去看望她，塞给她半块巧克力，但是她没吃，又还给了哥哥，后来又给过几次她也没要。“我不是不喜欢哥哥，只是比较要强，不希望他特别照顾我。”

　　正是因为经历了那段时期，刘爱琴的个子始终没有长起来，很多孩子后来都留下了后遗症。后来不管是天冷还是碰凉水，刘爱琴的手都会裂口子。记者看到刘爱琴的食指上，还有尚未完全闭合的口子。

　　战争结束

　　对法西斯非恨字能说清 战争中学会很多事情

　　这张老照片，记录着1941年苏联少先队辅导员给少先队员们讲课时的情形，7位中俄少年青葱稚嫩，侧耳倾听讲解的样子又是那么认真。站在后排左一位置的就是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那时远赴苏联学习的她年仅14岁。

　　然而，战争的来临打破了一切平静和美好。刘爱琴的命运也同苏联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在远离亲人的异国他乡，刘爱琴时常思念着父亲刘少奇和已经离开的妈妈。“有时候想得还会哭呢。”她说。

　　对于父亲刘少奇，她的记忆里更多的是关于当时伊万诺沃儿童院旁的一块菜地里种的西红柿，因为刘爱琴认识西红柿还是当年父亲教的。

　　有一次，她从哥哥那儿听说父亲去打仗了，一下子为父亲担心起来。“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到新四军了。”刘爱琴说，自己没办法在父亲身边照顾他，只能加紧学习。

　　战争时期，大家都对德国鬼子恨之入骨，但学校里同样有不少德国学生，甚至有的德国学生还会上战场与德军作战。尽管个别同学偶尔会骂一句“德国鬼子”，但这些都是少数，“只要发现老师就会跟他们讲道理，说这些学生和德国兵是不一样的。”刘爱琴说，“我们都不把他们当敌人，老师专门跟我们交代，他们跟侵略我们的德国兵不一样，他们的父母都是革命的、共产党的，会跟我们讲这些道理。”

　　后来，战争结束后，她考上了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在那里完成了三年的学业。1949年8月14日，刘爱琴随父亲从莫斯科动身返回祖国。

　　那场战争对刘爱琴来说影响很深。“经历了那场战争后我学会了很多事情。”刘爱琴说，对法西斯的那种情绪并不是一个“恨”字能够说清，“是比恨更深的一种情绪。”

　　回国经历

　　刘少奇建议党支部不予转正 她决定做出个样子来

　　“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但当时在父亲和祖国面前，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刘爱琴说。

　　刘爱琴记得，1950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这一时期，父亲对我的思想和生活要求都更严格。”1951年，在讨论她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时，系党支部接受刘少奇的意见，没有让刘爱琴通过。“父亲认为我不够艰苦朴素，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

　　刘爱琴表示，她的心灵上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震惊。痛定思痛，她决定做出个样子给父亲看。

　　1958年夏天，刘爱琴已经在国家计委机关工作。看到许多关于机关干部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在精简机构中主动要求下放，刘爱琴被感染了，也报了名。7月，刘爱琴一家三口告别北京，去了内蒙古。期间，她参加了一个调查组，下到基层，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社会。

　　刘爱琴在内蒙古生活了20多年，和大家一样住土坯房，在机关大食堂吃玉米面、高粱面窝头和土豆烩白菜，在那里生活愉快，并且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对于回国后的生活，刘爱琴说：“回想起来，感到从前的自己太幼稚了。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对我一生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这就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文/记者 侯懿芸 张秀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