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撤侨车队曾遭激进民众拦截 后强行冲破围堵(2)

　　■时间：2010年1月12日

　　■地点：海地

　　■事件：地震后紧急救援

　　■回顾：2010年1月12日的海地7.3级地震，造成约30万人死亡，30多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无家可归。我领事保护官员参与中方震后救援工作。

　　海地地震 39℃高温下赴难民营 协助救治断腿老人

　　将近39℃的极端高温下，热浪滚滚，首先让人极度不适的就是高温蒸腾着各种气味，尸体的腐臭、伤口的腥臭、缺乏卫生设施造成的秽物恶臭，如同毒气般侵蚀着我的大脑和神经。

　　“水，水……给我水喝。”一位当地老人向我求援。“不能给他水，你看——”随行的医疗队长制止了我。顺着队长的手势，我惊讶地看见老人只剩下了一条腿，另外一条腿膝盖以下不见踪影，沾满沙土的“绷带”——仔细一看竟然是蛇皮编织袋，松松垮垮地扎在了残肢伤口处，滴滴答答地流着暗红色的液体，伴随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队长似乎没有顾及到令人不快的场景，迅速蹲下查看断腿伤情，观察了一下老人，随即叫来了队中的一个小伙子，“重新包扎伤口，创口大面积感染了。喂服抗生素和止疼药”。队长向我解释，伤员在极度饥渴的情况下，过量饮水会对心肺造成负担，只能像给动过大手术之后的伤员喂水一样，“点到为止”地给他解渴。

　　我们一行20个人，找了总理府院邸相对空旷的一片草坪，开始了医疗救援。我拿着扩音喇叭，告诉需要治疗的海地群众排队接受医疗队员们的治疗。为了提高效率并且对症下药，我事先问明白伤员的病情和症状，翻译给医疗队员听。

　　一位断臂伤者因为长时间未得到及时治疗，被告知必须进行患处截肢时，心理防线完全溃堤。他歇斯底里地向我们咆哮，“杀了我吧！我实在太疼了，没法忍受，杀了我吧！”这样的声音在难民营里此起彼伏！

　　医疗队长让同事把那位伤者架到一旁，经验丰富的他从急救箱里翻出一包生理盐水，用剪刀豁开，按住伤者的头顶，如同观音点水一般往患者头上浇水，通过直接体外供水的方式缓解症状。

　　作者：时任中国驻海地贸易发展办事处

　　馆员陈喆

　　■时间：2011年10月14日

　　■地点：湄公河“金三角”区域

　　■事件：我13名船员遭武装分子袭击

　　■回顾：2011年10月5日上午，“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遇不明武装分子袭击。“华平号”上的6名船员和“玉兴8号”上的7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

　　大案善后 目睹法医从遗体身上分离出肌肉组织

　　除了查明真相之外，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任务摆在面前，尽快找到遇难船员被凶手抛入水中的遗体，入土为安……

　　仍有一名船员下落不明，船上却莫名其妙多出一具遗体。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因此要最终确认答案，必须依靠DNA比对结果。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派人携带从遗体上取出的DNA样本回国检测。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公安部的DNA专家和我身上。

　　10月18日下午，在清迈的一所医学院里，我们见到了第13具遗体，并且目睹了法医从遗体身上分离出一小部分肌肉组织和骨骼用于DNA检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DNA检测不像美剧或者TVB刑侦剧中演示的那么简单，想从一根头发或者仅仅是唾沫中提取到完整有效的DNA样本，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技术，还需要运气。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医学院冷气开得太足，在等待DNA的3个小时中，我老是觉得浑身发冷。而且那座医学院太过安静，以至于我出去上厕所的时候，老是心里发毛，忍不住脚步飞快。

　　当天晚上，我们携带DNA样本从清迈飞往昆明，在昆明机场将DNA样本交给早已等候多时的云南省警方，他们连夜进行检测和对比，得知船上发现的遗体果然就是下落不明的第13名船员。(作者：时任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干部梅皓 整理/记者 陶韵西)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或许就是一个电话号码“12308”。也许你从来没见过这里的工作人员，但在海外遇到困难时，随时随地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获取帮助。

　　而对于外交官而言，领事保护中心是一个很特殊的部门。用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的一句话讲，从事领事保护工作的外交官，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牢房”，“进得了宴会厅，见得了停尸房”。

　　《法制晚报》记者独家专访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随员宁亚龙和新闻司随员陈喆，揭秘这个特殊团队面对挑战和考验时，如何展开中国公民的领保工作。

　　全天值守

　　洗澡保证手机放旁边  铃声一响擦干手接电话

　　记者在北京朝阳区外交部院内见到宁亚龙前，他特地打电话来，询问是否可以将见面时间定在下午六点，因为六点以后工作就不是那么忙了。不过，六点并不是领保中心的下班时间。

　　“我们是上班有点，下班没点。”他温和地笑着解释，由于时差，很多国家的领保案件要在北京时间的晚上处理。因此，他们不像一般的公务员朝九晚五，而是实行“24小时值守”。

　　所谓值守，和值班不同，值班是固定的岗位，而值守则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要随时随地可以执行任务。“比如说你在洗澡时，要保证手机放在旁边，只要铃声一响，要立刻擦干手，接电话。”

　　坐在宁亚龙身旁的新闻司随员陈喆加了一句：“我真心佩服你们，你们的工作真的是辛苦。来个突发事件，在办公室值24小时都是常有的”。

　　领保中心开通12308热线后，每天都会接到无数求助电话，很多是五花八门的小事。有游客护照丢了，打电话来问怎么补；有国内的父母联系不上海外的儿子了，远程操控领保人员帮他们找儿子；有当地中国人连不上网了，也会打电话来问能不能帮忙跟当地通讯部门沟通一下。

　　陈喆长驻刚果(布)时，接到的第一个领保求助电话，是一个确认电话。“那人告诉我，他打电话没什么事，就是听说领保热线开通了，他打一个试试，看看管不管用。”陈喆哈哈一笑，告诉对方“管用，以后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

　　压力空前

　　每人负责20万人次领保工作  发达国家特地取经

　　根据领保中心掌握的数字，2014年全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突破了1.2亿人次。

　　1.2亿，这个相当于整个中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数字，看上去是如此庞大。那么，领保中心有多少工作人员呢？“十几个。”宁亚龙回答记者说，随后又补充，海外各使领馆还有几百位干部负责领保工作。算下来，每个人大概要负责20万人次的领保工作。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受理过如此庞大的领保工作。宁亚龙告诉记者，他们现在的工作量是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几十倍。

　　虽然压力空前，但中国在领保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门撤侨就受到了各方的赞誉。”甚至还有发达国家的外交官员和中国外交部进行领事磋商时，会特地向领保中心取经，如何能够用最少的人、最少的时间，办这么多事。

　　海外撤侨

　　驻在国使领馆提建议方案  涉及部门讨论是否可行

　　按照领保中心以往处理过的案件类型划分，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主要会面临以下六大方面的风险：一是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政局动荡和冲突等；二是恐怖袭击和海盗威胁；三是社会治安问题；四是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如火山、地震、海啸、飓风，非洲埃博拉疫情等；五是意外事故，如车祸、空难、爆炸等；六是劳务纠纷。

　　宁亚龙介绍说，海外领保工作的开展，主要依据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根据具体情况，由外交部牵头，协调军方、公安部、商务部、交通运输部、民航等相关部门，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胞。

　　陈喆拿也门和中非撤侨举例，如此大的撤侨行动，必须事先由驻在国使领馆根据长期的政情进行研判，形成一个工作预案，向国内建议可行方案。正式启动预案后，成立工作小组，各部门开会讨论，外交部拿出几个议案，涉及到哪个部门，就由哪个部门提意见，是否可行，保证公民通过海陆空撤出驻在国。

　　在去年的领保案件中，亚洲所占的比重最多。宁亚龙解释说，这与中国公民出境选择的地域相吻合，大部分人前往日、韩、东南亚等周边国家，非洲虽然危险，但当地中国人没有亚洲多。

　　战火纷飞商量撤侨  炸弹震掉手机

　　这些领保工作人员，并不像普通意义上神秘而风光的外交官。很多时候，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营救遇难同胞。

　　海地大地震时，有一个工作人员参与前方小组工作，去海地之前悄悄把银行卡和密码都留在了家里抽屉里，大家得知后很是心酸，“前方太危险，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今年也门撤侨时，领保中心和亚丁总领馆通电话商量撤侨事宜，当地战火纷飞，大家正讲着电话，忽然听见电话那头一声巨响，大概过了十几秒，那边才又接起电话。宁亚龙告诉记者，“对方当时语气很平静，说刚才有颗炸弹，手机震掉了，没事，你接着说。我们当时就哽咽了。”

　　人员选拔

　　身强力壮心理素质好

　　招人时一般男士优先

　　担任领保工作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因此，在选拔干部时，相对于其他部门会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说，身强力壮，心理素质强大，而且为了照顾女孩子，招人时一般男士优先。

　　此外，领保中心特别看重经验，一般会选择在国外领事部门工作过几年的外交官。“当同胞遇到困难时，打电话来求助，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新人，就可以用这个理由推卸责任。”宁亚龙说。

　　有时候，他们虽然尽力了，但仍然得不到理解，这往往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工作压力。“外交部会不定期地请高校和智库的心理专家为我们进行专业培训，我们平时也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放松一下，但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真正帮助到当事人，这时心灵就会获得极大的满足，什么不快都烟消云散了。”宁亚龙笑着说。

　　陈喆也回忆起一段过往，他在刚果(布)代理领保事务时，有个中资公司的员工到刚果(布)出差，不幸得了脑疟去世了，家属希望可以将遗体火化后运回国，但当地的风俗是不允许火化的，在陈喆坚持不懈地沟通和协商下，终于取得了当地部门的理解和允许，火化之后运回国。后来家属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表示感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这封信我们都打印出来，好好地保存在档案里。像这样的感谢信还有很多，还有许多人逢年过节发来问候，每次翻翻这些卷宗，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安慰。”陈喆说。(本版文/记者 陶韵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