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之痛：骗助者各地救助站间打转 直接要钱(2)

　　体制不顺成“救助孤岛”

　　——社会救助之痛(中)

　　救助站是“一般不超过10天”的临时救助机构，但由于整个救助链条的不畅，送到救助站来的人不一定转得出去，致使救助效果打折，而救助站则成了“救助孤岛”。

　　在信阳救助站，各类无法送返的滞留人员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临时安置：智障人员由罗山县龙山乡曹堰村一家名为康馨的养老院代养，目前有79人；精神疾病患者被送往定点单位新乡市精神病医院，目前收治61人；危重病人则被送往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定点医院，目前收治11人。

　　康馨养老院由当地公益爱心人士张德军创办，占地400亩，有23名工作人员，院内分男区、女区、工作区。记者采访看到，这些智障人员平时围聚在一个大房间里看电视。护工方志红大姐告诉记者：“他们并不知道电视里在演什么，只是打发时间。为了避免长期不运动，护工每天还带着他们在院子里跑步转圈以增加运动量。”

　　因部分智障人员大小便失禁，一些房间内味道难闻。房屋的窗户都改用塑料，以避免被智障人员损坏，产生隐患。采访当天的午饭为瓠瓜炖猪肉、番茄鸡蛋汤、馒头。

　　院民中时间最长的为夏夏母子。母子俩2013年下半年被救助，夏夏的母亲属于智障，而6岁的夏夏聪明伶俐，目前正在上幼儿园大班，由救助站负责供养。年纪最小的院民为编号“199+”的两个月大婴儿。她的母亲“199”号也是智障，今年3月被送到救助站时已经怀孕。类似夏夏、“199+”这样的儿童，救助站目前还有4人，他们属“事实孤儿”，但要一直等到母亲过世，才能享受到孤儿的福利政策。

　　张德军告诉记者，目前，养老院的维持首先难在资金。养老院收入来源主要是救助站对79名代养人员按照每人每月75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而支出方面，人员经费、水电等每月7万多元。收支相抵一年需自己贴补10多万元。“现在自己靠别的生意还能往里面贴点，实在坚持不下去再说。”

　　虽然是勉力维持，但信阳救助站的智障人员总算有个落脚处，还算好的。在长沙救助站，这里的工作人员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感到“头疼”。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送往救助站的精神障碍患者，如果要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救治必须先征得本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如果无法取得同意或一时之间无法联系到监护人，救助站既无权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救治，也无权将其留站观察，很难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妥善处理精神障碍患者。”长沙救助站党支部书记周湘琼说。

　　对于一些患重病的求助者，救助站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今年6月份，长沙市岳麓区救助站来了一位求助者，他拿着一摞病历资料，自称是肺结核病患者，开口就向救助站工作人员要钱。

　　一听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肺结核病患者，救助站上上下下都非常紧张，马上联系救助站定点医院将这位求助者带过去检查。经过检查，医院反馈说，确实是晚期肺结核病患者，但是这病只有结核病专科医院才能收治，但是结核病专科医院又不是救助站的定点医院。

　　“这位特殊求助者一再要求救助站给钱，称自己需要钱去结核病专科医院买药，最后救助站只能拿出200块钱给他，他才走了。”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说。

　　还有一些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抢救的危重病人，医院要求监护人签字后才能进行手术，而救助站常常无法找到受助者的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不能马上赶到医院。这种情况也让救助站工作人员感到很为难。

　　“如果不签字受助者很可能死亡，救助站将承担不作为的责任；如果签字，救助站并无法律政策的授权，必然承担风险，一旦手术失败或者因手术发生并发症、后遗症，救助站极可能面对家属的责难和索赔。”周湘琼说。

　　基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链条应是：公安部门负责查实身份——救助站负责临时救助并发布寻亲公告——无法查实的由福利机构代养、卫生部门负责救治等。但实际工作中，这一链条常常并不畅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基层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过程中，最需要公安部门的密切配合。比如，救助站缺乏相应技术手段去查找受助人身份信息，公安部门应在第一环节把好关；其次对“跑站骗助”人员的打击同样需要公安部门配合。但由于各部门缺少有效衔接，流浪乞讨人员被认为是属于“民政的人”，被各职能部门相互推诿。

　　对此，安徽省合肥市肥东救助站副站长刘瑾深有体会，她给记者举例说，今年5月9日，23岁患有精神疾病的曹章焰在合肥南站检票过程中与母亲走失，路人报警后某派出所将孩子接走，但随后又把他丢在了半路。几经波折，孩子才被送至救助站。

　　信阳市民政局一工作人员感叹，救助站查找身份信息要“求”公安部门帮忙，看病要“求”卫生部门收治，供养花费要“求”财政部门拨款。“这样的工作机制怎能不出现问题呢？”(半月谈记者 刘良恒 史林静 周畅)